10月2日，宝宝再次因急性肠胃炎去看病，医院是离我们相对较近的上海儿科医院，小孩不生病是不可能的，所以儿科医院也是去了很多次了，首先是挂号，我们大概早上不到10点到的医院，为了减少等待时间，我挂的特需门诊，儿科医院特需门诊的挂号费是每次80元，我们的序号是35，相对来说，看特需门诊的人还是少些，但就这样，等我们看到的时候，已经是11点10分左右了，看病的过程比较简单，5分钟以内，基本能确定是肠胃炎，就开了吊针，同时要验一下血，然后我就去缴费，拿药（大概120多元），宝宝他们先去验血，然后直接到输液室等我，我拿药到输液室，交了药，同样需要排队等待，这段时间里，我拿了化验单给医生看了一下，确实是白细胞高，有炎症，由于药只开了一天，叮嘱明天还要来看，这个医生明天还在，回到输液室，等了大概1个小时，宝宝才打上针，总共2瓶，第1瓶100ml，是氯化钠注射液＋头孢曲松钠-罗氏芬，第二瓶是250ml，主要是葡萄糖、氯化钾、维生素B6，应该是因为宝宝没有吃饭补充的营养成分，本想打好吊针就回家，但就在第一瓶100ml的注射液输完的时候，发现宝宝脸上出现小疙瘩，然后整个脸部发红，我们觉得有些不对，马上叫值班医生，医生看了之后，确定应该是过敏反应，马上就给我开了开瑞坦和一个药膏，开瑞坦口服，药膏外敷，说如果不严重不需要打针，当我拿了 药回来之后，宝宝脸上已经起了大片的皮疹，同时非常红，我觉得不对，还是叫来医生，医生叫我们去她办公室里，当面让我们把药给宝宝服下，同时把药膏敷在脸上，再看看身上是否也出了皮疹，当时身上没有出皮疹，我们就从办公室出来，在外面的床上让宝宝躺着，但过了一会皮疹没有下去的迹象，同时身上也有几个小包出现了，我觉得还不行，马上再叫医生，当时我已经紧张的不行了，感觉身体发软，医生过来看了一下，就让我们去抢救室，让护士马上注射抗过敏药物，并且注射100ml氯化钠，冲一下，此后，宝宝的过敏症状才开始逐步缓解，并睡了一小觉，抢救室护士期间记录此次药物不良反应，复印了病例，我们等宝宝醒了，去给医生看了一下之后，确定没什么问题，我们终于回家了，到家已经4点多了。
宝宝不是过敏性体质，而且以前用头孢和青霉素也没有出过不良反应，就是罗氏芬之前也用过，不过当时肌肉注射，不是静脉注射，照理来说罗氏芬应该是比较好的抗生素，为此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发现头孢曲松纳–罗氏芬的不良反应还是有明确说明的：
头孢曲松钠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病例报告数据库统计显示，抗感染药不良事件报告比例接近总体报告的50％；头孢曲松钠不良事件报告总数、严重报告数量在抗感染药中均占较高比例，死亡病例报告数量位居抗感染药首位。为此，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日前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门对头孢曲松钠的临床不合理使用提出警示。
第二天，也就是10月3号，再次去儿科医院复诊，这次去的早，7点多就出门了，但到了医院已经是排起长队拿号，我和宝宝的妈妈、爷爷、奶奶协同作战，挂了还是昨天医生的特需门诊，第5号，医生看了昨天的过敏反应记录，不敢再用罗氏芬，换了阿奇霉素，再打一天吊针，并开了一些口服药，药费170多，打完吊针11点回到家，宝宝的状态也好了很多，开始蹦蹦跳跳了。
其实小孩子生病是常事，但这次如此让我紧张，让我思考了一下中国医疗的问题。
首先是花费，这两天，挂号费、药费、停车费等等乱七八糟加在一起，要600元以上了，而且药费中医保已承担一部分了，虽然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普通门诊，但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等待，真正看病的时间估计也就是几分钟。看个感冒要花几百块，中国的老百姓，真的看不起病。
其次，医疗资源分配极不合理，国家总是宣传首诊在社区，但实际情况就是社区医院（包括一些内地医院）的技术水平实在不行，看不好病不说，有时候还把病情给耽误了，这次在儿科医院就碰到家长凌晨5点开车从嘉兴过来，就看个感冒，说是在嘉兴看不好，就是我们宝宝的肠胃炎，在社区门诊我想也应该能处理，但现在大家都不太信任社区医院，大量患者不管是大病小病，全往大医院跑，大医院里人满为患（假期时儿科医院里草坪上都是躺的从外第来的患儿家属），医生护士每天看这么多人，服务质量一定下降，患者看病时感觉没有尊严。如果能把优质的医疗资源放在基层社区和农村，同时把一些口碑好的民营医院纳入医保，大医院的紧张状况是可以缓解的。
再有就是，医生现在诊断依赖仪器，我老婆说现在看病这套路她都会了，说来了就是验血、做B超、打吊针；医生的责任心大大的下降，抗生素滥用，这个严重的后果我们总有一天会承受；医院已经是搂钱的耙子，但很多时候，你不交钱就是不给你看。
另一个让我、我爸妈对宝宝生病紧张的原因，是因为我小时候曾经得过的一场大病，也可以比较一下这30多年来中国医疗环境的变化。
我大概10个月的时候得了脑膜炎，谁都知道这个病不是闹着玩的，如果治疗不及时，可能会在数小时内死亡或造成永久性的脑损伤，算我命大，一切都好，但整个治疗的过程让我爸妈是记忆犹新，他们总和我说，是因为碰到了那个年代与好的医生，那大概是78年春节的时候，中国西部城市兰州，当时中国社会，优质的医疗资源都在基层，给我主治的医生原来是北京儿童医院的医生，认真负责，当时我注射激素后，出现大片水痘，她急得不行，连夜去查阅大量相关资料，找治疗方法，让我安然脱险；我入院时正是过年前，医院里都在分年货，得知我这个危重病人，马上放下手里的东西，投入救治；由于需要一种药，父母的同事朋友，在临晨3-4点时，四处寻找，终于找到药品，用单位的卡车送到医院（那时没有出租车，更没有私家车）；为了治好我，医生、护士、朋友投入了大量的努力，我需要感谢的人太多了…但是今天，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不收红包的医生，是否还有为了一线救治希望也要坚持到底的医生？
我的主治医生，已经70多岁了，现在居住在苏州，她是治疗儿童哮喘方面的专家，虽已退休，但现在每周还会开2-3天的专家门诊，等有空时，我一定要带上宝宝去看看我的这个救民恩人。
在中国，如果你是一个好医生，你一定会得到所有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