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 Anthropic

Claude Code的创造者Boris Cherny:当AI开始包办写代码,开发者真正该学什么?

最近,Y Combinator采访了Claude Code的创造者Boris Cherny,话题从Anthropic最新发布的Opus 5,一直谈到Claude Code的设计哲学,以及AI Agent正在如何改变软件开发。

访谈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内容。例如,随着模型能力提高,Claude Code已经删除了大约80%的系统提示词;开发者也不应该再像过去那样,把任务拆成非常详细的步骤交给模型,而应该告诉它目标、边界和完成标准,然后给它足够的空间自己寻找解决方案。Boris认为,很多人仍然在用半年前的方式使用今天的模型,过度限制AI,反而无法发挥它真正的能力。

但这场访谈里,最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Opus 5又能连续工作多久,也不是Claude Code未来可以同时调度多少个Agent,而是Boris给开发者和计算机专业学生的建议。

他的建议不是多学习几种编程语言,也不是研究更复杂的提示词,而是尽快使用这些工具,同时努力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除了计算机和软件工程,还应该理解产品、设计、商业、数据分析,并且学会与用户交流。

在Boris看来,未来回报最高的,不只是那些熟练使用AI工具的人,而是那些知识面更广、能够跨越多个专业,并且理解自己究竟在解决什么问题的人。

这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比“程序员会不会被AI替代”更现实的问题:当AI已经开始包办越来越多代码,今天仍在学校学习计算机的学生,究竟还应该学什么?

一、代码正在从核心能力变成基础设施

过去几十年里,软件开发一直有一个很高的门槛。一个人即使有很好的产品想法,也必须先学会编程语言、开发框架、数据库、服务器和各种工程工具,才有可能把想法变成可以运行的软件。

正因为实现成本很高,能够写代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能力。企业需要大量程序员,不只是因为软件需求很多,也是因为每一项需求都需要人把它转化为具体代码。

AI Coding正在改变这件事。

Boris此前曾说,对他自己的工作而言,编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个“基本解决的问题”。他从2025年11月开始就没有再手工修改代码,每天提交的十几个甚至几十个PR,全部由Claude Code完成。我们当然不能因为Claude Code的创造者不再亲自写代码,就认为所有软件工程问题都已经解决,但这种变化至少说明,在最熟练使用AI工具的人群里,软件开发的工作方式已经完全不同。

我自己这两年使用AI Coding,也有非常明显的感受。过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查文档、寻找API、调试语法错误的工作,现在大部分都可以交给AI完成。即使面对一个不熟悉的开发框架,也不再需要先系统学习几个月,才敢开始做项目。

目前我的日常开发里,95%以上的代码都是AI编写的。真正需要我手工修改的代码已经非常少,很多时候,即使发现了问题,我也不会直接打开文件修改,而是把问题、预期结果和相关上下文交给AI,让它自己定位并完成调整。在开发DoseLoop,也就是“用药有数”这款App时,AI完成了100%的代码。我没有手写其中任何一行代码。

这并不意味着软件开发变得没有难度,而是难度正在发生转移。过去最困难的是如何把一个方案写成代码,今天越来越困难的是如何把问题说清楚,怎样设计系统,以及如何确认AI完成的结果是正确的。

代码不会消失,但它正在变得越来越像云服务器、电力和互联网:非常重要,却不再是只有少数专业人士才能掌握的资源。

二、计算机基础仍然重要,但学习它的目的变了

每当讨论AI Coding,就会出现一种很极端的观点:既然AI已经可以写代码,学生就没有必要再学习数据结构、算法、操作系统和数据库了。

我并不认同这种看法。

AI可以生成代码,不等于它生成的每一种方案都是正确的,更不等于使用者可以在完全不了解软件系统的情况下,长期维护一个复杂产品。一个人如果不理解数据库事务,就很难发现数据一致性的问题;不理解网络和并发,就无法判断一个系统为什么在用户增加后崩溃;不理解安全,就可能把AI生成的漏洞直接部署到生产环境。

计算机基础仍然是开发者判断系统是否合理的前提。变化在于,过去学习这些知识,主要是为了亲手完成实现;未来学习这些知识,更多是为了理解、设计和判断。

以前考试会要求学生在白纸上写出排序算法,是为了证明他有能力把算法实现出来。未来真正重要的,也许不再是能否凭记忆写出每一行代码,而是能否理解不同算法的成本,知道什么情况下应该使用它,以及能够判断AI生成的实现是否存在问题。

基础知识正在从一种生产技能,逐渐变成一种判断技能。

这和计算器出现以后,人们仍然需要学习数学是一样的。计算器替代了大量手工计算,却没有降低数学思维的价值。恰恰因为计算变得便宜,人们才有机会处理更复杂的问题。

AI对编程也会带来类似的变化。手工编写代码的比例会下降,但理解计算机系统、拆解复杂问题和判断技术方案的能力,反而会更加重要。

三、真正最先贬值的,是语法和工具熟练度

过去,一个开发者的职业竞争力经常表现为熟悉多少种语言、使用过多少框架,或者能否熟练记住某个工具的各种命令。

这些能力不会突然失去作用,但它们的价值正在快速下降。

编程语言、开发框架和工具,本来就是为了把人的意图转化为机器能够执行的指令。当AI可以完成这种翻译以后,熟记大量语法和API的意义自然会降低。

一个学生花几个月背诵某个框架的用法,可能还没有真正掌握,框架就已经更新了。即使他全部记住,AI也可以在几秒钟内查阅完整文档,并生成符合当前版本的代码。

真正能够长期保留价值的,不是某一种工具的具体操作,而是工具背后的原理。例如,为什么前端需要状态管理,为什么数据库需要索引,为什么大型系统需要异步任务,以及不同技术方案之间存在什么取舍。

这也是未来计算机教育需要改变的地方。学校当然还要教学生写代码,因为不经过实际编程,很难真正理解软件是如何运行的。但学习重点不应该停留在“能否写出来”,而应该进一步走向“为什么这样设计”“还可以怎样实现”以及“这种方案会产生什么后果”。

AI可以替代语法记忆,却不能自动替代一个人的系统理解。

四、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比写出代码更难

当实现软件变得越来越容易,真正的瓶颈就会向更上游移动。

过去,很多产品没有出现,是因为开发成本太高。一个普通人即使发现了问题,也很难组织一支包括产品、设计、前端、后端和测试人员的团队,把它做成完整产品。

现在,一个人借助AI就可以完成过去一支小团队的工作。原型可以在几小时内完成,一个小型应用可能几天就能运行,技术实现不再是最难跨越的门槛。

但产品数量增加,并不意味着好产品也会按相同比例增加。

AI可以帮助开发者迅速实现一个功能,却无法自动回答用户是否真的需要这个功能;可以根据要求设计一个界面,却很难替代长期积累形成的审美和对用户行为的理解;也可以生成完整的商业计划,但不能保证用户愿意付钱。

当代码变得便宜,最稀缺的能力就不再是把需求实现出来,而是判断什么需求值得实现。

这需要开发者走出代码编辑器,理解真实世界中的人是如何工作、生活和作出选择的。一个医疗应用需要理解患者、医生和医院的实际流程;一个旅游产品需要理解游客在陌生环境中的焦虑和决策方式;一个企业软件则必须理解组织内部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业务规则。

这些知识不会自动存在于计算机专业的课程里,却决定了软件最终有没有价值。

未来最危险的情况,可能不再是开发者做不出产品,而是在AI帮助下,用非常高的效率做出一个没有人需要的产品。

五、产品、设计和商业,不再只是管理者的能力

在传统软件公司里,分工通常非常明确。产品经理负责定义需求,设计师负责界面和交互,程序员负责实现,市场和销售负责把产品卖出去。

这种分工建立在一个前提上:每个专业领域都有较高的执行成本,一个人很难跨越多个岗位完成全部工作。

AI正在降低这些专业之间的执行门槛。

产品经理可以直接让AI做出原型,设计师可以自己修改前端代码,开发者也可以完成需求分析、界面设计和数据分析。在Claude Code团队里,不只是工程师写代码,产品经理、设计师、工程管理者、数据科学家甚至财务人员也在写代码。Boris认为,工程、产品和设计之间已经出现了大量重叠,未来“软件工程师”可能逐渐变成更宽泛的“Builder”。

这并不意味着所有人都要成为每个领域的专家,而是说,只掌握单一执行技能的人会越来越容易受到AI影响。

一个优秀开发者仍然可以在基础设施、数据库或者安全领域拥有很深的专业能力,但他还需要理解这些技术最终服务于什么产品,用户为什么需要它,以及企业为什么愿意为它付出成本。

专业深度依然重要,只是专业深度必须与更广泛的现实理解结合起来。

过去我们经常把产品意识、设计感和商业判断看作程序员的加分项,未来它们可能会逐渐成为基本能力。因为当AI承担越来越多实现工作,开发者剩下的主要职责,就是决定方向、作出取舍并对最终结果负责。

六、学生应该从“完成作业”转向“创造产品”

传统计算机教育中的很多项目,本质上是在验证学生是否掌握了某项知识。老师规定题目、输入、输出和评分标准,学生只需要在明确边界内完成任务。

这种训练可以帮助学生学习基础知识,却很难培养面对真实问题的能力。

现实世界不会给出完整需求,也没有人提前告诉你正确答案。用户经常说不清自己需要什么,产品上线后会出现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使用方式,技术方案还要受到成本、时间、安全和组织资源的限制。

因此,AI时代学生最好的学习方式,不只是完成更多编程题,而是尝试做出真正有人使用的东西。

这个产品不必很大,可以是一个解决自己问题的小工具,也可以是为同学、家人或者某个特定群体开发的应用。重要的是把它真正交给别人使用,并观察他们是否理解、是否愿意持续使用,以及产品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

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才会发现,写出代码只是产品开发的一部分。他还需要采访用户、整理需求、设计交互、处理异常、保护数据、部署服务,并根据反馈不断调整。

AI可以帮助学生更快完成其中很多工作,但不能代替真实用户带来的反馈。

一个没有用户的课程项目,最多只能证明学生完成了题目;一个有人愿意持续使用的小产品,才能证明他理解了问题,并且有能力把技术转化为现实价值。

七、AI时代需要的不是更少学习,而是学习更多

有人可能会认为,既然AI已经能够承担大量工作,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应该越来越少。

实际情况很可能正好相反。

过去,程序员只要深入掌握一个技术领域,也可以找到相对稳定的位置。未来,纯粹的代码实现越来越容易被AI完成,开发者需要理解的范围反而会扩大。

他不仅要理解技术,还要理解产品;不仅要能够调用AI,还要能够验证AI;不仅要知道系统怎样运行,还要知道用户为什么使用、企业如何持续经营,以及技术可能给社会带来什么影响。

这并不是要求每个学生都成为全才,而是要建立一种跨领域学习的能力。一个人的核心专业仍然可以是软件工程,但他不能把自己限制在代码以内。

Boris给学生的建议,本质上不是放弃计算机科学,而是不要只学习计算机科学。他认为,最优秀的工程师往往同时具备其他能力:有人兼具产品和基础设施经验,有人具有很强的设计感,有人理解商业,也有人愿意长期与用户交流。

这种变化并不只属于计算机专业。随着AI进入设计、写作、金融、法律和科研,几乎每个专业都会面对类似问题:当AI可以完成本专业的大量执行工作,人还能提供什么价值?

答案不会是比AI执行得更快,而是提出更好的问题、作出更可靠的判断,并承担AI无法承担的责任。

八、会写代码依然重要,但只会写代码已经不够了

我不认为计算机专业会因为AI Coding出现而失去价值,软件也不会因为代码生成成本下降而减少。相反,当更多人拥有创造软件的能力,软件会进入更多行业,解决更多过去不值得开发或者无法开发的问题。

就像印刷术没有让写作消失,而是让阅读和写作进入更广泛的人群;摄影没有让艺术消失,而是改变了艺术的表现形式;电子表格也没有消灭会计,而是让企业可以处理更多数据。

AI Coding同样不会简单地消灭程序员,它会扩大能够创造软件的人群,同时重新定义专业开发者的价值。

过去,程序员的优势是能够把想法变成代码。未来,这项能力会被越来越多人拥有,甚至不需要他们真正理解每一行代码。

专业开发者的优势,将变成能够理解复杂系统、识别真正的问题、设计可靠的方案、判断AI的结果,并把技术、产品、用户和商业连接在一起。

所以,当AI开始包办写代码,计算机学生当然还应该学习编程,也应该学习算法、数据库、网络和操作系统。但不能再把学习的终点放在“找到一份写代码的工作”上。

更重要的问题是:你准备使用这些技术解决什么问题?你是否理解这个问题背后的真实世界?你能否判断AI给出的答案是正确的?你做出的东西,是否真的有人需要?

AI没有让学习编程失去意义,它只是让“只会编程”越来越不够。

过去,掌握代码意味着拥有创造软件的资格。未来,这种资格会变得越来越普遍。真正拉开人与人差距的,不再是谁能够写出更多代码,而是谁知道应该创造什么,并且能够让它真正产生价值。

Kimi、GLM和Claude的差距,为什么每个人感受完全不同?

上一篇文章《这次真不慌了,Claude随时可以取消订阅》发出来以后,评论区里有不少读者反馈,在他们的实际使用中,Kimi、GLM、Qwen等国产模型,与Claude相比仍然存在明显差距,有些任务国产模型来回修改几次都做不好,换成Claude之后却很快就能完成。

这些反馈当然不能简单理解为不会使用AI,其中可能有很多同样从事软件开发的人。后来我想了一下,大家的感受之所以如此不同,可能并不是谁高估或者低估了某个模型,而是我们虽然都在谈AI Coding,实际交给AI完成的却不是同一种工作。

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真实存在,但不会平均地出现在所有任务中。任务越模糊、链条越长、需要模型自己做决定的地方越多,Claude等旗舰模型的优势越容易被感受到;任务越清晰、拆解越充分、人工控制越强,Kimi、GLM等模型与Claude之间的实际差距就越容易缩小。

同样叫AI Coding,实际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工作

现在只要使用自然语言让AI修改代码,大家都会把它称为AI Coding,但这里面包含的工作跨度非常大。

最简单的一类,是在现有项目里增加字段、修改页面或补充接口,需求、架构和实现方式都比较清楚,AI主要负责执行。另一类则是让AI进入陌生代码库,自己寻找模块、判断问题并设计修改方案。

再往前一步,有些人给AI的甚至不是一项开发任务,而只是一个产品想法。技术选型、系统架构、数据库设计、模块拆分、测试和部署,全部需要模型与编程Agent自行完成。表面上都是“让AI做一个功能”,背后需要的能力却完全不同。

真正拉开差距的,往往不是一段代码能不能写出来,而是模型能不能在信息不完整时作出正确判断,能不能理解很多文件之间的关系,能不能在执行很久以后仍然记得最初目标,以及第一次方案失败后,能不能找到真正原因,而不是继续在错误方向上打补丁。

Anthropic对Claude Opus 4.6的介绍,重点就放在更谨慎的规划、更长时间的Agent任务、大型代码库以及代码审查和调试能力上;Claude Code本身也不只是聊天窗口,而是一套能够读取代码库、编辑文件和运行命令的完整编程Agent。它的优势不只是代码写得更漂亮,而是在复杂任务中更少走错方向。

模型真正昂贵的能力,是替人做决定

假如需求已经明确,数据结构和接口都设计完成,测试条件也写清楚,那么模型面对的是一道有标准答案的执行题。但如果用户只说“帮我增加一个会员系统”,模型就要自己判断会员分几级、权益如何配置、权限在哪里控制、数据表怎样设计,以及修改失败后如何回滚。后一个任务未必多写多少代码,却包含了更多需要判断的地方。

Claude等旗舰模型的价值,往往就体现在这些判断中。一次正确的架构选择或根因定位,可以省掉很多返工。对于需要AI长时间自主工作,或者无法逐步检查结果的人来说,这种差距会直接转化为成功率和最终质量。

Kimi和GLM也在向这个方向进步。Kimi K3已经把长程编程、百万Token上下文和Agent工作作为主要能力,GLM-5.2同样把长时间任务作为升级重点。国产模型也在努力承担更多原本需要人完成的规划与执行。

但从“能够完成不少编程任务”,到“能够在复杂项目中持续作出正确决定”,中间仍然有距离。也正是在这段距离上,不同人的感受开始分化。

我的开发经验,只是减少了模型需要做的决定

从我自己的使用情况来说,大多数时候确实用不到最强的模型。原因并不是我认为Kimi、GLM已经在所有能力上与Claude相同,而是很多最考验模型的工作,在调用AI之前已经由我完成了。

做一个系统时,我通常会先确定需求是否合理,选择技术方案,划分模块和接口,设计数据结构,再把工作拆成可以独立完成和验证的小任务。交给AI的往往不是“帮我做一个系统”,而是“按照现有架构完成这个模块,并通过这些测试”。

当任务被拆到这个程度,模型需要猜测的内容已经很少。它更像一个执行者,只需要理解局部上下文、遵守已有规则并产出代码。只要模型跨过了基本能力门槛,更强模型增加的推理和规划能力,就不一定能够同比转化成效率提升。有时我真正关心的反而是速度、价格、额度和是否可以随时切换。

这并不意味着开发经验越深,就越感觉不到差距。另一些资深开发者经常处理遗留系统、复杂重构或陌生技术栈,对代码质量要求也更高,自然更容易发现模型之间的差别。

所以,开发经验真正改变的是人与AI如何分工。有的人用经验提前消化了复杂性,让AI在一条比较清楚的轨道上执行;有的人则希望AI进入未知环境,自行寻找道路。即使同样是专业开发者,这两种工作方式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评价。

我们使用的不是模型,而是一整套系统

用户实际感受到的“Claude”“Kimi”或“GLM”,通常并不是单独一个模型,而是模型、Agent、上下文管理、工具调用、项目规范以及用户自身能力共同组成的结果。

同一个模型放进不同的编程Agent里,表现可能完全不同。Agent怎样搜索代码、什么时候压缩上下文、如何运行测试、失败后是否回退、能否记住此前决定,都会影响最后结果。2026年的一项Agent Harness研究,在不更换基础模型的情况下,通过改进工具、中间件和长期记忆,把Terminal-Bench 2的通过率从69.7%提高到77.0%;另一项研究也发现,不同Harness会让同一模型每完成一个任务的Token成本相差数十倍。

这说明我们经常把一整套系统的体验,归因到模型名字上。有人说Claude更强,比较的可能是Claude模型加Claude Code的完整能力;有人说国产模型已经够用,背后可能是成熟的项目规范、清楚的任务拆解和持续的人工检查。

模型比较当然有意义,但进入真实工作后,更合理的比较单位是模型与Agent的组合,以及它在具体约束下能够交付什么结果。

国产AI Coding真正要解决的,是降低对使用者经验的依赖

从开发者角度看,未来未必需要为所有任务都使用最强模型。明确、可验证、执行性强的工作,可以优先考虑速度和成本;模糊、复杂、跨模块和长时间任务,则更值得使用能力更强的旗舰模型。同一个项目里,让不同模型承担不同层级的任务,可能比选择一个“永远最好”的模型更符合实际。

但对国产AI Coding产品来说,仅仅让有经验的开发者觉得“已经够用”,还不是终点。更大的市场来自那些没有能力提前设计架构、拆解任务和检查代码的人。对他们来说,真正需要的不是一个更会写代码的聊天机器人,而是一个能够主动澄清需求、发现矛盾、制定计划、运行测试并在失败后纠正自己的完整Agent。

国产模型与Claude之间真正需要缩小的,也不只是排行榜上的几分,而是结果对使用者经验的依赖程度。即使用户没有把任务描述得非常准确,没有事先搭好架构,也不知道怎样判断生成的代码是否可靠,Agent仍然能够把项目带到一个基本正确的方向,这才是真正降低软件开发门槛。

所以,Kimi、GLM和Claude的差距确实存在,但它不是一个固定数字,更不会在每个人的工作里以同样方式出现。有人测试的是代码执行能力,有人测试的是架构和规划,有人测试的是长时间自主工作,还有人比较的是包含Agent和工作流在内的完整产品。

大家得出不同结论,不一定是谁判断错了,而是他们测试的能力不同。模型是否够用,从来不只是模型单方面的问题,它取决于任务需要模型做多少决定,也取决于人和Agent已经替它解决了多少问题。

1273名前沿AI公司员工突然联名,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过去几年,几乎每一家前沿AI公司都在同时讲两件事。一方面,它们不断发布更强的模型,投入更多算力,争夺用户、开发者和企业客户;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断提醒外界,越来越强的AI可能带来网络攻击、生物安全、就业冲击,甚至人类无法控制的风险。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多少显得有些矛盾。一家公司一边把油门踩到底,一边告诉所有人前方可能有危险,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商业策略:既要抢占技术和市场的领先位置,又要把自己塑造成最了解风险、最有资格制定规则的人。

但最近出现的“Pacing the Frontier”声明,还是值得认真看一下。

截至7月30日,来自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Meta等前沿AI公司的1273名员工签署了这份声明,其中包括OpenAI首席科学家Jakub Pachocki、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Meta AI首席科学家Shengjia Zhao,以及Google DeepMind联合创始人Shane Legg等人。签署行为代表个人立场,并不等于相关公司的正式决定,但OpenAI和Anthropic随后也公开认可了这份声明所讨论的问题。

Pacing the Frontier

声明的内容并不长,也没有要求立即暂停AI研发。它真正提出的诉求,是希望美国政府支持一项国际行动,提前开发必要的技术和治理工具,让人类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有意识地调节自动化AI研发的速度。

这份声明中最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AI可能失控,而是它承认了一件过去很少被前沿AI公司公开说得如此直白的事情:每一家公司和每一个国家,都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没有谁敢单方面放慢速度。

这可能才是当前AI发展中最现实的风险。

一、他们担心的,不只是下一代模型更强

“Pacing the Frontier”讨论的重点,不是ChatGPT、Claude或者Gemini下一次更新会提高多少分,也不是模型能不能写出更完整的代码,而是AI是否即将具备自动化AI研究的能力。

现在的AI已经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写代码、查阅论文、分析实验数据、寻找程序错误,但整个研发过程仍然主要由人来决定。人类研究人员提出方向、设计实验、组织训练、判断结果,再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如果未来的AI不仅能够执行这些工作,还可以独立提出研究假设、设计实验、修改训练方法、分析失败原因,并根据结果继续改进下一代模型,AI研发的速度就可能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更强的AI帮助开发更强的AI,新模型又进一步提高研发效率,最终形成一个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

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这个过程会以怎样的速度发生,甚至不能确定它一定会发生。声明本身对此也保持了克制,只是说世界领先的AI公司认为,它们“可能已经接近”自动化AI研究,而这种自动化究竟会把AI进步加速多少,目前很难预测。

问题正在这里。假如AI能力仍然按照现在的节奏发展,人类社会至少还有时间适应。政府可以制定规则,企业可以改造业务,学校可以调整教育内容,安全研究人员也可以慢慢寻找模型的问题。但如果研发周期突然从几年缩短到几个月,再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社会理解和管理技术的速度就可能跟不上技术本身。

这并不意味着AI一定会突然产生意识,或者某一天自行接管人类社会。更加现实的情况是,新的能力不断出现,但人类来不及验证它们是否安全,也来不及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在旧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下一代更强的系统已经开始训练和部署。

二、没有一家AI公司敢自己慢下来

如果所有前沿AI公司都已经意识到这种风险,最直接的办法似乎很简单:大家把研发速度放慢一点,留出更多时间研究安全问题。

但现实并不是这样运转的。

对于OpenAI、Anthropic、Google和Meta来说,模型能力不只是一个科研指标,它还关系到企业客户、订阅收入、云计算业务、开发者生态、资本估值和人才流动。一家公司推迟几个月发布新模型,竞争对手不会因此一起等待。它获得的可能不是更多安全时间,而是用户流失、收入下降,以及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

国家之间也是如此。AI已经被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视为影响经济、军事、科研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技术。即使一个国家认为AI发展过快可能带来风险,也很难在无法确认其他国家是否会同时减速的情况下,主动限制自己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知道继续加速可能存在危险,但每一个参与者又都认为,自己不能成为唯一放慢速度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只能继续向前。

过去几年,AI公司发布了许多安全框架,建立了红队测试、能力评估和模型发布标准,这些工作当然有价值。但它们始终存在一个隐含前提:安全措施不能严重影响公司的竞争力。一旦安全要求与产品发布时间、市场份额和融资预期发生直接冲突,自我约束究竟能够坚持到什么程度,很难只依赖公司的承诺。

所以,“Pacing the Frontier”才没有要求某一家公司率先暂停,而是把问题交给了政府和国际协调机制。因为签署者显然已经认识到,仅靠企业自愿,很难解决一个由竞争本身造成的问题。

三、真正失去控制的,可能是竞赛机制

我们通常说AI失控,想到的是一个拥有自主目标的超级智能系统。它拒绝人类命令,突破技术限制,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

但在这样的系统真正出现之前,另一种失控可能已经发生了。

所谓控制,并不只是人类能不能关闭一台服务器,也包括我们能不能决定技术应该以什么速度发展。当所有参与者都知道速度过快可能有风险,却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能够主动改变整体节奏时,这场竞赛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惯性。

今天的AI发展,表面上是由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等公司推动的,但这些公司同样被资本、市场和国家竞争推动着。CEO可以决定某个模型具体在哪一天发布,却很难决定公司在未来两年不再追求更强的模型。因为一旦它停下来,竞争对手就会占据它留下的位置。

每家公司都在做自己的理性选择,最终却可能形成一个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结果。这个问题并不神秘,在金融、军备、环境和互联网平台竞争中都曾经出现过。不同之处只在于,AI能力可能提高得更快,影响的范围也更广,而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确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减速。

从这个角度看,AI真正失控的,可能首先不是模型,而是围绕模型形成的商业和国家竞赛。模型还在数据中心里接受人类指令,但决定它发展速度的机制,已经不完全服从任何一个人的意志。

四、“Pacing”不是停止,而是保留争取时间的能力

“Pacing the Frontier”容易被理解为要求停止AI发展,但这并不是声明提出的主张。

它没有要求立即暂停模型训练,没有设定半年或一年的期限,也没有反对AI商业化和普通应用。它提出的是一种更有限的能力:当自动化AI研发开始显著加速,或者某些危险能力突然出现时,产业、政府和社会应该能够争取时间,用来分析风险、加强安全措施和建立监督机制。

这与永远停止技术进步是两回事。

一辆汽车不能只有油门,也需要刹车。刹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汽车不应该向前,而是驾驶者需要保留调整速度的能力。真正危险的情况,不是汽车开得快,而是驾驶者发现前方出现障碍时,才意识到车上从来没有安装刹车。

现在的问题是,AI行业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我们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指标判断自动化AI研究已经出现,也不知道哪些能力达到什么程度后需要减速。即使一家实验室发现了风险,又应该如何通知其他公司,怎样确认竞争对手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如何避免有人表面暂停、实际继续研发,这些都缺少可执行的答案。

声明要求建设的技术和治理工具,理论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更可靠的能力评估、前沿模型监测、跨公司信息共享、触发减速的标准,以及国际之间的验证机制。OpenAI回应称,未来AI研发加速到一定程度后,世界可能确实需要调节AI进步的速度;Anthropic也表示,其关于递归式自我改进的研究显示,社会需要提前准备相关工具。

因此,这份声明更像是在提醒政府:不要等到风险真正发生以后,才开始讨论如何争取时间。

五、真正困难的问题,是谁有权踩下刹车

我认同人类应该保留让AI减速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Pacing the Frontier”已经解决了问题。相反,它只是把最困难的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给出答案。

首先,谁来定义什么是前沿AI?

如果按照训练算力划分,大公司最容易被纳入监管,但一些使用更高效方法训练的模型可能被遗漏;如果按照模型能力划分,又需要一套稳定、可信而且无法被针对性优化的评估标准。今天的模型在不同任务上的能力并不均衡,很难用一个分数决定它是否已经危险。

其次,谁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减速?

这个决定不可能只交给AI公司。企业既是风险信息的主要掌握者,也是监管规则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它们当然最了解模型,但也有动机夸大某些竞争对手的风险,或者把只有自己能够承担的合规成本变成行业门槛。

如果未来的前沿AI研发需要复杂的许可证、安全团队、独立评估和高额合规成本,OpenAI、Google和Meta可能仍然有能力继续训练模型,规模较小的公司、大学和开放模型团队却可能被挡在门外。最终,一套以安全名义建立的制度,反而帮助今天的领先者把技术优势固定下来。

这并不是说这些签署者的动机一定是维护垄断。1273名员工来自不同公司,许多人的担忧显然是真实的,而且他们的签名只代表个人观点。问题在于,任何治理方案都会重新分配技术和市场权力,不能因为它使用了“安全”这个正确的理由,就不再讨论谁从中受益。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声明请求美国政府支持国际行动,但美国推动的“国际规则”,很难完全脱离美国自身的产业和国家利益。如果治理工具最终主要限制美国以外的企业,或者被转化为芯片、算力和模型能力的出口管制,那么它就不只是AI安全机制,也会成为技术竞争的工具。

人类需要刹车,但刹车不能只掌握在领跑者手中。否则,决定AI发展速度的权力,可能从市场竞争转移到少数公司与政府组成的封闭体系里,普通企业、开发者和社会公众仍然没有真正的参与权。

六、AI不能只有加速这一个选项

我一直认为,AI真正重要的价值,不是生成更多营销文案、替代更多初级工作,而是帮助人类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科学问题,包括疾病治疗、新药研发、能源、材料和气候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赞成因为不确定的风险,就让AI停止发展。技术进步本身不是问题,缺少选择才是问题。

今天的AI竞赛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更强的模型、更大的算力、更快的发布速度,似乎天然就是正确方向。公司担心落后于竞争对手,国家担心失去战略优势,投资者又要求更快看到回报,所有力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选择——继续加速。

但一个真正成熟的技术治理体系,不应该只有这一个选项。

我们应该能够在AI帮助人类解决科学和医疗问题时加速投入,也应该能够在某种能力突然跨过风险边界时停下来观察;可以鼓励企业竞争,也要让不同企业在发现共同风险时拥有协调的机制;可以利用前沿公司的技术能力制定规则,但不能把规则完全交给这些公司自己决定。

“Pacing the Frontier”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1273名AI从业者预测了一个一定会到来的灾难,而是他们从这场竞赛内部承认,单靠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解决速度问题。

当所有人都想慢一点,却没有人敢先慢下来时,风险已经不只是来自技术本身。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某一天AI突然拒绝人类控制,而是在人类仍然控制着每一台机器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整个方向和速度的能力。

Anthropic终于谈开源了,但它只说了一半真话

最近,Anthropic专门发布了一份关于开放权重模型的声明,回应外界对其立场的质疑。Dario Amodei在文章中明确表示,Anthropic并不支持全面禁止开放权重模型。对于能力有限、不会带来严重安全风险的模型,开放权重能够促进创新、竞争和用户控制,也可以成为一种有价值的公共产品。

如果只看这些表述,Anthropic似乎终于放下了对开放权重模型的敌意,也愿意承认开放生态的价值。但继续读下去就会发现,它真正改变的只是表达方式,并不是立场本身。

Anthropic可以接受开放权重模型存在,前提是这些模型不能太强。一旦模型能力接近前沿水平,能够在网络攻击、生物研究、自动化执行等领域产生更大影响,它的态度就会迅速改变:模型需要接受强制测试,发布需要设置更高门槛,训练需要受到算力约束,其他国家通过芯片、蒸馏等方式追赶美国模型的路径也应该受到限制。

所以,外界对这份声明最准确的概括是:Anthropic并不反对所有开放权重模型,它只接受能力不太强的开放模型;一旦开放模型接近Claude这样的前沿闭源模型,就应该被严格控制。

这也意味着,Anthropic支持的并不是一种能够真正挑战闭源公司的开放生态,而是一种被限定在安全范围内、也被限定在竞争范围外的开放。开放权重可以作为前沿闭源模型的补充,可以满足研究、教学和部分本地部署需求,却不能成为一种足以改变市场格局的力量。

Anthropic允许开放,但不允许开放模型追上Claude

开放权重模型的价值,并不只是让普通开发者下载一个能力落后两三代的小模型,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一些简单任务。它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企业、研究机构和开发者能够获得接近前沿的技术能力,可以独立部署、修改、微调和研究,不必永远依赖少数公司的API,也不必把自己的数据、产品和业务建立在一个随时可能涨价、限额或者改变规则的平台上。

如果最强大的模型永远不能开放,开放生态就很难形成真正的技术竞争。它可以很热闹,可以拥有大量模型、工具和社区项目,但整个行业最核心的能力依然掌握在少数闭源公司手中。开放模型只能跟随闭源模型已经探索过的路线,使用前沿公司允许它拥有的能力,很难真正影响技术发展的方向。

Anthropic的立场恰恰停留在这里。它承认开放权重有价值,却没有准备接受开放模型成为真正的前沿模型。性能不够高时,开放可以促进创新;性能达到前沿水平后,同样的开放就开始被描述为不可逆的安全风险。

这种边界看起来是按照能力和风险划分的,但它同时也划出了一条非常清晰的商业边界:开放模型可以存在,却不能威胁Claude的护城河;可以服务长尾市场,却不能动摇头部闭源公司的定价权;可以成为一种公共产品,却不能成为一种足以重新分配市场利益的竞争产品。

所以,Anthropic真正反对的并不是开放权重这种技术形式,而是前沿能力脱离自己的控制。它担心的也不只是危险模型被滥用,还包括越来越多的开发者和企业不再需要Claude。

安全风险是真实的,但Anthropic不是中立的裁判

必须承认,Anthropic所强调的一些风险并非完全虚构。模型权重一旦发布,确实很难撤回,原有的安全限制也可能被删除。与只能通过API访问的闭源模型相比,开放权重模型能够在私人设备和服务器上运行,模型开发者很难监控它的具体用途。当模型具备更强的网络攻击、生物研究和自动执行能力时,开放发布确实可能带来新的风险。

但承认风险存在,并不意味着必须接受Anthropic给出的解决方案,更不意味着Anthropic天然有资格定义什么是危险、什么样的模型可以发布。

Anthropic首先是一家商业公司,而且是全球最重要的闭源模型公司之一。它依靠模型能力、API调用和订阅服务获得收入,开放权重模型则是其最直接的竞争者。当一家市场参与者开始推动规则,决定竞争对手能够发展到什么程度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单纯的安全倡议者。

更严格的测试要求、更高的合规成本和更复杂的发布审批,对Anthropic这样的公司并不是太大的负担。它拥有资金、算力、研究人员和成熟的安全团队,也有足够的资源参与政策制定。真正会受到影响的,往往是规模较小的模型公司、研究机构和开放社区。它们需要承担同样的测试和合规要求,却没有同等的资源。

限制前沿模型开放,也会直接保护闭源公司的商业模式。只要最强能力仍然只能通过API获得,企业就必须持续向少数模型公司付费,开发者也很难真正掌握底层能力。模型公司不仅拥有技术优势,还拥有定价权、数据入口和生态控制权。

这并不意味着Anthropic讨论安全时一定是在撒谎。更可能的情况是,安全风险与商业利益在这里高度重合。它相信自己的安全判断,同时也从这些判断所推动的监管规则中获益。

安全是一种非常有力量的语言。当一家企业说自己想保护市场份额时,人们会保持警惕;当它说自己正在保护人类时,商业竞争就获得了道德上的正当性。保护自身利益不再被描述为维护护城河,而变成了防止灾难发生。

Anthropic的问题并不是它不应该讨论风险,而是它选择性地放大了开放扩散的风险,却很少讨论封闭垄断和技术权力集中本身可能产生的风险。

从开放权重到中国威胁,矛盾被悄悄转移了

在这份声明中,Anthropic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中国。它认为,美国应该继续限制高端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出口,打击大规模模型蒸馏,避免中国利用美国闭源模型的能力,以更低成本训练出接近前沿水平的模型。

这里当然存在真实的国家竞争。美国不希望中国率先获得更先进的人工智能能力,中国也不可能放弃发展自己的模型。芯片、算力、模型和人才已经成为中美科技竞争的重要部分,这并不令人意外。

但“美国是否应该限制中国获得先进AI能力”,与“接近前沿的开放权重模型是否应该受到普遍限制”,本来是两个不同的问题。Anthropic却把它们放进了同一套叙事中。

原本的争议是,为什么美国的前沿模型公司不愿意开放权重,为什么Anthropic要推动更严格的发布门槛,为什么闭源公司有资格决定开放模型可以发展到什么程度。经过这份声明的重新包装,问题逐渐变成了:美国是否应该帮助中国发展AI,中国公司是否正在利用美国模型进行蒸馏,以及开放模型是否会增强威权国家的技术能力。

这样一来,关于商业竞争和技术开放的争论,就被转换成了一个国家安全问题。质疑Anthropic对开放模型的限制,似乎也容易被解释为忽视中国AI带来的威胁。

然而,中国开放权重模型能够在全球获得影响力,并不只是因为它们来自中国,也不是因为各国开发者对中国公司有特殊偏好,而是因为它们提供了美国闭源公司不愿意提供的东西:更低的成本、更自由的部署方式,以及对模型权重和数据的实际控制。

当美国公司把最强模型全部封闭在自己的平台内,而中国公司愿意开放权重时,全球开发者自然会作出选择。这首先是一种产品和生态竞争,然后才是国家之间的技术竞争。

如果美国希望自己的模型继续成为全球AI生态的基础,真正应该做的并不只是限制芯片、限制蒸馏或者提高其他模型的发布门槛,而是提供更有竞争力的开放模型。一个开放生态最终依靠的不是行政保护,而是有没有足够多的人愿意使用、部署和改进它。

Anthropic却选择了另一条路线:当开放模型来自美国时,它强调能力扩散的风险;当开放模型来自中国时,它又增加国家安全的风险。两种叙事最后都指向同一个结论——最强大的模型不应该开放,前沿能力应该继续掌握在少数美国闭源公司手中。

表面上是自信,骨子里还是自大和傲慢

我之前写Anthropic时,曾经提到过一个感受:这家公司给人的印象并不只是自信,而是一种建立在技术优势上的自大和傲慢。

Anthropic相信自己对AI风险的理解比其他公司更深,相信自己的安全研究更加成熟,也相信自己拥有比开放社区、其他国家和普通开发者更强的判断能力。这种自信并不难理解,它确实聚集了大量优秀的研究人员,也在模型能力和安全研究方面投入了很多资源。

但这种自信继续向前走一步,就会变成另外一种东西:因为我们最了解AI,所以应该由我们决定谁能够使用它;因为我们建立了安全体系,所以最强模型掌握在我们手中是安全的;因为其他人可能滥用技术,所以他们只应该获得被限制过的能力。

这里真正傲慢的地方,并不是Anthropic认为AI有风险,而是它似乎天然认为自己属于“正确的人”,其他人则需要不断证明自己不会成为风险。

它担心开放权重模型落入恶意攻击者、极端组织或者威权政府手中,却很少认真讨论另一个问题:如果作出错误决定的,恰恰是掌握最强模型的公司和少数高管呢?

闭源不会自动让一个组织变得善良,技术领先也不意味着其判断永远正确。一家公司可能在商业压力下忽视安全问题,可能为了维持竞争优势夸大外部威胁,也可能与政府、军事和情报机构展开外界无法审查的合作。模型没有开放权重,并不代表它不会被滥用,只是相关决策发生在更加封闭的系统中,普通人更难了解和监督。

Anthropic所构想的秩序,是少数公司掌握最强模型,同时由这些公司参与制定安全规则,判断其他模型是否可以发布。技术能力、商业利益和规则制定权集中在同一批人手中,却被默认成了更加安全的状态。

但集中并不会自动带来安全。恰恰相反,当最强模型、最大算力、最多用户数据和规则制定能力同时聚集到少数公司手中,整个行业也会形成新的单点风险。企业内部的一次判断失误、一次利益冲突或者一次政策转向,都可能影响大量开发者、企业和普通用户,而外部社会却很难及时发现,更难纠正。

开放会产生扩散风险,封闭同样会产生权力集中的风险。两者都需要监管,不能因为集中在一家拥有安全团队的公司内部,就默认后一种风险不存在。

真正需要监管的,不只是模型,还有掌握模型的人

我并不认为所有模型都应该毫无条件地开放,也不认为前沿模型的安全风险可以被忽略。随着模型能力继续提升,一些测试、评估和发布规范是必要的,尤其是涉及网络攻击、生物风险和自主执行能力时。

但这些规则必须同时适用于开放模型和闭源模型,而且不能主要由最大的闭源公司来定义。

如果开放模型需要接受独立安全评估,Anthropic、OpenAI和Google的闭源模型同样应该接受外部审计;如果开放模型的开发者需要证明模型不会被滥用,闭源公司也应该解释自己的模型如何被政府、军方和大型企业使用;如果监管机构担心危险能力扩散,也应该担心能力、算力和决策权被永久集中在几家公司手中。

真正公平的规则,不能要求开放模型证明自己绝对安全,却允许闭源公司依靠一份内部安全报告证明自己足够负责。测试标准应该公开,评估机构应该独立,监管过程也应该尽可能避免被头部公司主导。

更重要的是,监管的对象不能只有模型能力,还应该包括掌握模型的人和组织。越强大的模型公司,越应该承担更高的透明度和外部监督要求,而不是因为它拥有最专业的安全团队,就自动获得更多权力。

AI安全不应该成为一种只约束后来者和竞争者的制度。它应该同时约束开放社区、闭源公司、政府机构,以及所有有能力把模型接入现实世界的人。

Anthropic真正想守住的,是定义AI边界的权力

Anthropic这次的声明,确实澄清了一件事:它并不反对所有开放权重模型。以后再简单地说Anthropic想全面禁止开源,并不准确。

但这份声明也让它真正的立场变得更加清楚。Anthropic可以接受开放,但不能接受开放模型接近前沿;可以接受竞争,但不能接受竞争者获得同等能力;可以讨论公共产品,却不愿意放弃自己对最强模型的控制。

它用安全解释这种限制,用中国威胁强化这种限制,又用自身的技术专业性证明自己有资格制定限制。

归根到底,Anthropic争夺的不只是Claude的市场份额,也不只是美国AI公司的领先地位,而是定义AI边界的权力:什么样的模型算危险,谁可以训练最强模型,谁能够获得模型权重,以及整个社会可以使用多强的AI。

但AI未来最危险的局面,未必是强大的模型被太多人掌握,也可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模型只掌握在几家公司、几个高管和少数政府机构手中。

Anthropic一直担心危险能力落入错误的人手中,却很少反思一个更基本的问题:它为什么天然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正确的人?

这或许才是Anthropic真正让人不安的地方。

Claude Opus 5发布,但为什么Anthropic越来越招人厌了

Anthropic发布了Claude Opus 5。从模型本身看,这仍然是一款很有竞争力的产品。Claude在复杂编程、长任务和Agent执行上的表现,一直是它最重要的优势,即使现在模型之间的差距正在缩小,Claude仍然是很多开发者最愿意使用的模型之一。

但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是,Claude越做越强,Anthropic却越来越招人厌。

过去一段时间,围绕Anthropic的负面反馈并不少。它限制Claude订阅在部分第三方工具中的使用,把开发者重新引导回官方产品和API计费;用户账号可能因为风控被突然停用,申诉过程漫长,很难找到真正能够解决问题的人。额度、价格和规则调整当然也会引起抱怨,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核心。真正让人反感的,是这些事情背后表现出的共同态度:Anthropic习惯站在制定规则的一方,认为自己更了解技术、更理解风险,也更有资格决定用户和开发者应该怎样使用Claude。

如果Anthropic只是一家普通的互联网平台,这种傲慢并不新鲜。平台需要增长时欢迎生态,掌握用户之后控制入口;自动风控追求效率,误伤的用户自己申诉;公司拥有最终解释权,外部只能接受规则。但Anthropic与普通互联网公司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不只相信自己的产品更好,还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代表着安全、理性和人类的长期利益。

这才是Anthropic最危险的地方。

Anthropic创始人Dario Amodei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反思能力的技术公司CEO。相反,他比很多同行更愿意公开讨论AI可能带来的失业、战争、生物风险、权力集中和社会失控,也多次承认,掌握前沿模型的AI公司本身就可能成为危险的权力来源。Anthropic在一些军事和监控用途上坚持限制,也说明它对AI安全的关注并不完全是商业包装。

所以,把Anthropic描述成一家只会用安全掩盖商业利益的公司,并不公平。问题恰恰在于,它很可能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使命,也正因为这种真诚,它才更容易把自身的判断视为正确。

Dario在近期的公开文章中提到,最接近技术的人有责任告诉社会,人类正在面对什么样的风险,并说服政策制定者、企业和公众认识到问题的紧迫性。这种判断并非没有道理。前沿实验室每天接触最强的模型,掌握大量尚未公开的测试结果,它们确实可能比外界更早看到能力变化和潜在风险。

但这套说法同时建立了一种知识上的等级:最接近技术的人更接近真相,其他人则需要被告知、教育和说服。而Anthropic恰好把自己放在了最接近技术,也最认真对待风险的位置上。

从“我们知道得更多”,走到“我们应该拥有更大的决定权”,中间其实没有多远。尤其是当Anthropic既掌握最先进的模型,又参与市场竞争,还试图影响监管和行业规则时,它对风险的判断就不再只是技术意见,也会成为决定谁能进入市场、模型如何开放,以及开发者可以怎样使用Claude的现实权力。

Anthropic未必认为自己永远不会犯错,但它越来越容易相信,自己比其他人更有资格定义什么是错误。

Dario当然也看到了这种权力的危险。他曾经提出,先进AI不能完全交给少数公司决定,政府、公众和制度都应该参与监督,AI公司也需要比普通企业更严格的治理和权力制衡。

这与“Anthropic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可能错”明显不符。至少在理论上,Dario承认AI公司可能滥用权力,也承认少数技术人员不应该独自决定人类未来。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他给出的解决方案经常又回到同一个结论:为了让负责任的声音能够影响行业,Anthropic必须留在技术最前沿,必须拥有足够的资本、算力、用户和政策影响力;如果Anthropic技术落后、市场份额太小,它再正确的安全主张也没有人会听。

这套逻辑并不是毫无道理。一家没有产品、没有用户,也没有能力训练前沿模型的安全研究机构,确实很难真正影响行业。只有进入竞争中心,才有机会理解最前沿的风险,也才有能力约束其他公司。

但它同时形成了一个无法轻易打破的闭环:Anthropic需要更多资本,是为了留在前沿;需要更多算力,是为了研究风险;需要更大的市场,是为了影响行业;需要掌握产品入口和模型权限,是为了确保AI被负责任地使用。

于是,Anthropic的成功是为了安全,Anthropic的扩张是为了安全,Anthropic获得更多权力,同样可以被解释为安全的必要条件。

它担心AI公司拥有过大的权力,却始终倾向于相信,Anthropic是最适合掌握这份权力的公司。它并不是看不见权力的风险,而是认为解决这种风险的办法,是让一个更负责任的Anthropic变得足够强大。

这才是Anthropic自我正确性的真正来源。它不需要公开宣称“我们永远正确”,因为整套组织逻辑已经在不断得出同一个答案:世界确实需要监督最强大的AI公司,但在所有可能掌握先进AI的机构中,Anthropic仍然是那个最值得信任的选择。

Anthropic与有效利他主义、长期主义和AI生存风险思想之间的关系,也应该放在这个层面理解。

有效利他主义最初希望通过证据和理性,让有限资源帮助更多的人,减少本来可以避免的苦难。无论是否认同它后来的发展方向,这个出发点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Anthropic今天的客服、封号和第三方工具政策,也不能简单归咎于某种哲学,它们同样受到商业利益、计算成本、合规要求和组织能力的影响。

真正对Anthropic产生深刻影响的,是长期主义和AI生存风险带来的使命叙事。按照这套思路,足够强大的AI可能决定人类未来,甚至决定未来是否还有人类。因此,降低先进AI的长期风险,可能比眼前某些具体利益更加重要。

一旦一家公司接受了这种价值排序,很多现实中的损失就容易被看成可以承受的局部代价。用户遇到误封,第三方开发者被迫迁移,开放权重模型受到限制,普通人失去一部分选择权,这些问题与“防止先进AI威胁整个人类未来”相比,自然显得没有那么重要。

更麻烦的是,高尚的目标很容易让组织忽视决策过程中的权力问题。因为Anthropic相信自己是在维护长期利益,所以它更容易认为,外界的反对来自信息不足、只关注眼前利益,或者没有真正理解AI能力快速增长的风险。

用户在讨论一项政策是否公平,Anthropic可能在讨论它是否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开发者关心自己的工具能否继续使用,Anthropic考虑的可能是模型能力是否会通过不受控制的渠道扩散。双方并不只是在争论同一个问题的不同答案,而是在使用完全不同的价值尺度。

当一家公司的所有决定,都可以放进人类长期利益这样一个宏大的框架中,它就很难再承认,某个具体决定也可能只是商业选择,甚至可能是错误。

这种自我正确性在Anthropic对开放权重模型的态度上表现得尤其明显。

Dario在近期访谈中表达过一个非常清楚的判断:用户最终最关心的是哪个模型最聪明、最能完成任务,价格和模型以什么形式提供,并没有很多人想象得那么重要。

从普通用户的角度看,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如果一个模型明显比其他模型更强,能够一次完成别人反复尝试都做不好的任务,用户当然愿意为能力付费,也不会仅仅因为另一个模型更加开放就放弃更好的结果。

但对于开发者和企业来说,模型早已不是一次性使用的聊天产品,而是长期工作流中的基础设施。他们关心的不只是模型今天是否聪明,还包括接口明天是否稳定,第三方工具能不能持续接入,数据和部署由谁控制,账号出现问题后有没有替代方案,以及整套业务是否必须服从一家公司的单方面规则。

开源或者开放权重模型提供的价值,也不只是价格低。它真正提供的是控制权:企业可以自己部署,开发者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构建工具,用户不必担心平台突然调整认证方式或者改变使用边界,整个生态也不需要完全依赖某一家公司的善意。

Anthropic似乎相信,只要Claude继续保持最强,用户就会接受它对产品入口、模型权限和生态规则的控制。但这可能正是它最大的战略盲点。

当模型之间存在巨大能力差距时,用户确实会忍受很多问题。但当GPT、Gemini以及开放权重模型逐渐追上,达到Claude八九成甚至更高的能力时,决定用户选择的就不再只是一次任务的效果,而是谁更稳定、谁更开放、谁更尊重开发者,以及谁允许用户真正掌握自己的工作流。

技术领先可以暂时掩盖一家公司的傲慢,却无法永久消除用户对控制权的需求。

Anthropic今天仍然能够保持这种自信,是因为Claude确实足够强。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Claude在复杂编程、长上下文和Agent任务上拥有明显优势。即使用户不喜欢Anthropic的某些政策,还是会继续订阅;即使开发者反感第三方工具受到限制,也仍然希望自己的产品能够调用Claude。技术领先给了Anthropic足够的底气,也可能让它把用户的忍耐误认为了认可。

但用户没有离开,并不等于用户信任Anthropic,只能说明替代品还没有完全成熟。

现在越来越多开发者同时使用Claude、GPT、Gemini和其他模型,并不是因为大家喜欢在不同工具之间反复切换,而是在主动降低对单一公司的依赖。简单任务先迁移出去,新项目尝试其他Agent,关键工作流准备备用方案。用户表面上仍然在使用Claude,实际上已经开始为Claude不再不可替代的那一天做准备。

用户信任的消耗,通常不会立刻反映在订阅数字上。很多人不会因为一次封号争议或者一项工具限制马上离开,而是逐渐减少投入,不再把新的项目和工作习惯绑定在Claude上。当替代方案成熟时,这种迁移可能会突然发生,看起来像用户一夜之间抛弃了某个平台,实际上所有决定早已在过去一次次失望中完成。

Anthropic真正需要担心的,不是用户今天有没有取消订阅,而是用户是否还愿意继续把未来交给它。

Opus 5的发布再次证明,Anthropic仍然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模型研发团队,也依然有能力在激烈的竞争中保持领先。但Anthropic最大的风险,已经不是有一天Claude在排行榜上被超过,而是它建立了一套能够不断证明自身成功、扩张和权力合理的逻辑。

Dario不是看不到AI公司权力集中的风险,也不是完全拒绝外部监督。问题在于,他的反思最终仍然经常回到同一个答案:为了约束先进AI,Anthropic必须继续留在最前沿;为了制衡其他可能更不负责任的公司,Anthropic必须拥有足够大的影响力。

这不是简单的虚伪,也未必是刻意的傲慢。恰恰因为Anthropic真诚地相信自己的使命,它才更容易忽略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动机正确,不等于每一个决定都正确;掌握更多技术信息,也不等于拥有替所有人决定的权力。

真正危险的自我正确,不是公开宣称自己永远不会犯错,而是建立了一套内部自洽的逻辑,让自己的每一次扩张、每一项限制和每一种权力,都可以被解释成更大目标的必要条件。

Anthropic一直担心强大的AI会形成一个目标高度自洽、拒绝人类纠正的系统。但它自己同样需要警惕,不能成为一家使命高度自洽,却越来越难以接受外部纠正的公司。

技术领先的时候,用户可能会忍受一家公司的强势,甚至把很多不满暂时放到一边。但模型的领先从来不会永久存在。当其他闭源模型,特别是开放权重模型追上甚至超过Claude时,用户不会继续与Anthropic争论,也不会等待它完成自我反思,只会直接离开。

市场抛弃一家技术落后的公司,也许还会给它重新追赶的机会;市场抛弃一家始终相信自己最适合掌握权力的公司,往往会更加迅速,也更加无情。

Kimi K3之后,我第一次觉得美国有点输不起了

Kimi K3 发布之后,我原本以为接下来大家讨论的重点,应该还是模型本身,比如它到底有多强,Benchmark 是否可信,中国开放模型和 OpenAI、Anthropic 之间的差距到底缩小到了什么程度。但没想到,几天之后另一个话题先热了起来。Axios 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内部正在重新讨论如何限制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先进 AI 模型,包括通过实体清单、政府采购、安全警告和合规要求等方式,提高美国企业使用中国开放模型的门槛。实际上,这些讨论并不是 Kimi K3 出现之后才有,只是 Kimi K3 的发布,让原本已经存在的争论重新热了起来。截至目前,这仍然只是政策讨论,并没有形成正式禁令,但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种挺奇怪的感觉:美国在 AI 这件事情上,好像开始有点输不起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已经输掉了 AI 竞争。今天的 OpenAI、Anthropic、Google 依然站在大模型能力的最前沿,NVIDIA 仍然掌握着最重要的算力基础设施,美国也依然拥有最成熟的资本市场、最强的人才吸引力和完整的 AI 产业链。Kimi K3 很强,DeepSeek、Qwen 这些中国开放模型进步也很快,但现在就说中国 AI 已经全面超过美国,显然还太早。真正让我觉得有些变化的,并不是技术排名本身,而是美国开始如何面对来自中国开放模型的竞争。过去我们对美国科技行业最深的印象之一,就是它的自信,你做出了一个更好的产品,那我就做一个更好的。Google 打败 Yahoo,Chrome 挑战 IE,iPhone 重构手机,Tesla 重新定义电动车,后来 OpenAI 又用 ChatGPT 改变了整个 AI 行业。硅谷最有魅力的地方,从来不只是技术强,而是那种相信创新和竞争最终会决定输赢的气质。

现在支持限制中国开放模型的人,最常提到的理由当然还是安全,比如网络攻击、生物风险、诈骗、模型滥用等等。这些风险确实存在,而且开放权重模型和闭源模型相比,也确实存在一个明显区别:模型一旦被下载到本地,原来的开发者就很难再像 API 那样监控调用、封禁账号或者增加安全限制。所以我并不认为所有模型都应该毫无条件开放,尤其当模型能力越来越强之后,如何控制高风险能力的扩散,本来就是一个值得认真讨论的问题。但另一方面,网络攻击、生物风险和模型滥用也并不是因为“开源”才出现的,Claude、GPT 这样的闭源模型同样可能被尝试用于寻找漏洞、生成恶意代码或者学习危险知识,闭源模型公司可以增加安全护栏,可以监控和封禁用户,但这些措施更多是在增加控制,而不是让风险本身消失。

也正因为这样,当“AI 安全”最后推导出的政策结果变成“限制中国开放模型”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应该再多问一句,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是在解决风险,又有多少是在保护现有商业利益。过去几年,大模型行业形成了一套非常清楚的商业模式:OpenAI、Anthropic 花巨额成本训练模型,然后通过订阅和 API 按 Token 收费,用户越依赖最强模型,公司收入越高,再投入更多资金训练下一代模型。这套逻辑成立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最好的模型是一种稀缺资源,你想使用最强的能力,就必须向拥有模型的人持续付费。但开放权重改变了这个前提,当 DeepSeek、Qwen、Kimi 这样的模型越来越接近 frontier 水平之后,企业会开始面对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如果一个开放模型已经足够完成我的任务,我为什么一定要把数据交给 OpenAI 或 Anthropic,再按 Token 持续付费?我完全可以私有部署、微调、量化,也可以根据自己的业务选择不同模型,模型本身开始从一种稀缺商品,慢慢变成一种可以替换的基础能力。

这其实才是开放模型真正可能带来的冲击。Linux 当年并不是第一天就全面超过商业 Unix,MySQL、PostgreSQL 也不是一开始就在所有场景里都比商业数据库更强,但当这些开放产品达到“足够好”的程度之后,开放带来的低成本、可修改和生态效应,会逐渐改变整个市场结构。AI 很可能也会走类似的路径。如果中国开放模型一直只是便宜,但性能明显不如美国模型,其实根本不需要限制,因为企业自己就不会选择它们;真正让人开始紧张的,是这些模型既便宜、开放,又开始变得足够好了。一旦这个临界点出现,受到威胁的就不只是某一个模型,而是闭源模型长期依靠能力稀缺性建立起来的高毛利商业模式。

所以,如果美国未来真的通过实体清单、政府采购或者合规要求,让企业不敢使用中国开放模型,那么无论政策制定者主观上是不是为了保护 OpenAI 和 Anthropic,客观结果都会非常清楚:美国闭源模型公司少了一批最有威胁的竞争者。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件事情不能简单只用“国家安全”来解释。安全当然重要,但当安全、产业利益和国家竞争恰好都指向同一个政策结果时,反而更应该警惕,因为这很容易让原本应该由市场决定的竞争,被政策提前决定。

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是全球化和自由市场最大的受益者之一,Apple、Microsoft、Google、Amazon、Netflix,包括今天的 OpenAI,都是从美国公司变成全球公司的。美国过去也经常批评其他国家市场不够开放,批评政府保护本土企业,批评行政力量干预正常竞争,这些批评很多时候确实有道理。但自由市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当你一直赢的时候,相信自由竞争其实并不难,真正难的是,当别人开始有机会赢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继续相信市场。如果美国模型在能力上遥遥领先,中国模型性能差、成本高、没有企业愿意用,那么根本不需要任何限制;只有当这些模型真的开始有竞争力,限制才会变得“有意义”。

也正因为如此,Kimi K3 之后出现的这些讨论,让我觉得有一种很微妙的角色错位。过去中国经常被认为更倾向于保护自己的市场,而美国代表开放和自由竞争,但至少在大模型这件事情上,中国公司正在把越来越强的模型权重直接开放出来,让全球开发者下载、部署和修改,而美国却开始讨论,美国企业是不是应该少用甚至不能使用这些模型。当然,这里面有复杂的国家安全问题,不能因此简单得出“中国更开放、美国更封闭”的结论,但这种反差依然值得思考。真正的问题并不是美国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国家安全,美国当然有,而是当“国家安全”的边界不断扩大,最后开始覆盖越来越多具有竞争力的技术和产品时,自由市场到底还剩下多少空间。

我去过美国2次,感觉美国过去真正有吸引力的地方,不只是有钱和科技先进,而是有一种很特别的气质,自信、幽默,甚至有一点不在乎。别人做出了更好的东西,第一反应通常不是怎么禁止它,而是怎么做一个更好的。硅谷过去最经典的故事,本质上也都是后来者推翻原来的强者,如果 IBM、Microsoft、Yahoo、Nokia 当年都能够轻易通过规则把挑战者挡在门外,也不会有后来那么多伟大的公司。一个真正强大的创新体系,最重要的不是永远领先,而是即使有一天别人追上来了,仍然相信自己可以通过下一次创新重新领先。

我依然不认为美国已经输掉了 AI 竞争,恰恰因为美国现在依然拥有 OpenAI、Anthropic、Google、NVIDIA,依然拥有最强的人才、资本和产业基础,我才更加觉得奇怪:一个还在领先的人,为什么已经开始表现得像一个害怕输的人?Kimi K3 未必代表中国 AI 已经超过美国,半年以后也许又会有一个更强的模型出现,今天所有的 Benchmark 排名都会重新改写。但如果一个来自中国的开放模型,仅仅因为开始变得足够好,就已经让全球最强大的科技国家认真讨论是不是应该限制自己的企业使用它,那么至少说明了一件事情,真正的竞争已经来了。

而对于一个长期领先的人来说,真正值得证明的,从来不是有没有能力把对手挡在门外,而是在门一直开着的时候,自己还能不能继续赢。

这次真不慌了,Claude随时可以取消订阅

过去一年,Claude大概是AI Coding领域存在感最强的名字之一。

Claude 3.7之后,Claude 4、Claude 4.5再到后续模型,Anthropic几乎一直占据着编程模型第一梯队的位置。Claude Code的出现,又进一步放大了Claude模型在真实软件开发中的优势。从最初在Terminal里写代码,到后来增加Plan、Sub-agent、Skills、Hooks等能力,Claude Code逐渐从一个命令行工具变成完整的Coding Agent。

Codex也是类似的路径。随着GPT模型能力不断提高,OpenAI也开始把重点从“模型会不会写代码”,转向如何让模型独立完成一个完整的软件开发任务。

这两个产品很快成为AI编程领域的标杆,也让很多开发者开始产生一种过去很少有过的依赖。

这种依赖不是因为品牌忠诚,而是生产力。

在Reddit、X、GitHub以及各种开发者社区里,经常可以看到类似讨论:Claude Code很好用,但是账号、地区、额度和订阅政策的不确定性让人担心;Codex能力很强,但同样存在额度和平台依赖的问题。尤其对已经把Coding Agent融入日常开发流程的人来说,一旦习惯让Agent直接阅读整个项目、修改多个文件、运行测试、查找错误再继续修复,很难再退回以前复制代码到聊天窗口里问AI的方式。

所以过去大家担心Claude账号出问题,本质上并不是少了一个聊天机器人,而是暂时找不到同样好用的替代品。

但最近半年,这件事情正在发生变化。

国产模型终于跨过了“能不能用”的门槛

以前讨论国产模型和Claude、GPT的编程能力,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Benchmark差了多少分,而是落到真实项目里以后,体验差距往往比Benchmark看起来更大。

简单写一个函数、解释一段代码,大多数模型都可以完成。但进入一个几十万行代码的真实项目,让模型自己搜索文件、理解依赖、连续修改代码、执行命令、处理编译错误,再根据结果反复修正,差距就很容易暴露出来。

这也是为什么很长一段时间里,即使国产模型便宜很多,真正重度使用AI Coding的人还是会优先选择Claude或者GPT。生产力工具最重要的毕竟还是生产力,如果一个任务Claude Code一次能够完成,换一个工具需要人工来回纠正很多次,价格便宜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

现在这种情况开始改变了。

GLM-5.2、Kimi K3陆续发布,Qwen3.8也开始进入市场,DeepSeek V4正式版同样值得期待。和一年以前相比,这一代国产模型已经明显不再停留在“会生成代码”的阶段,而是在长上下文、工具调用、Agentic Coding和长时间任务执行上快速进步。

最重要的变化并不是某个Benchmark超过Claude两分或者落后GPT三分,而是这些模型已经越来越能够真正参与软件开发。

过去国产模型和前沿闭源模型之间,很多时候是“能不能做”的差距。现在越来越变成“谁做得更好”的差距。

这两者其实完全不同。

只要进入“可以完成”的区间,替代关系就会开始发生变化。一个开发任务不一定非要Claude才能完成,可以使用GLM,也可以换Kimi、Qwen或者DeepSeek。模型之间的能力仍然有高低,但已经不像过去那样存在明显断层。

更重要的是,这些模型还在逐渐和具体的编程工具解耦。

一个模型可以接入不同的CLI、IDE和Agent Framework,一个Coding Agent也可以支持多个模型。模型开始越来越像AI Coding系统里的“发动机”,而不是整个产品本身。

一旦发动机可以替换,过去那种“Claude不能用,工作流就断掉”的焦虑自然会下降很多。

Claude Code真正领先的,已经不只是Claude

不过,如果只看到国产模型能力快速提高,就认为Claude Code和Codex很快没有优势了,也并不准确。

目前AI Coding真正明显的差距,已经越来越从Model转移到了Agent。

同样一个Claude或者GPT模型,放在普通聊天窗口里使用,和放进Claude Code、Codex这样的Coding Agent里,最终完成复杂开发任务的能力可以有很大区别。

原因在于,现在真正的AI编程已经不是简单的:

用户提出需求,模型生成代码。

真实的软件开发通常是一个很长的过程。Agent首先要理解项目结构,然后搜索相关代码,找到需要修改的位置,理解调用关系,制定方案,修改多个文件,运行编译或者测试,读取错误信息,再继续定位问题和修改。如果是一个复杂任务,中间还可能使用Git、浏览器、数据库、MCP工具,甚至启动多个Sub-agent分别处理不同工作。

模型当然是整个过程最重要的核心之一,但仅有模型并不能完成这一切。

把模型、工具、上下文和执行环境组织起来的这一层,就是现在越来越重要的Harness。

而让Agent不断执行“观察、思考、行动、获得反馈、继续行动”,直到任务真正完成,则是Loop Engineering。

这也是Claude Code和Codex现在真正领先的地方。

一个优秀的Coding Agent需要解决很多模型之外的问题。例如,一个大型项目不可能把所有代码一次性塞进Context,Agent必须知道什么时候搜索文件,什么时候读取源码,哪些内容值得长期保留,哪些内容应该在Context接近上限时压缩掉。

工具调用也是一样。什么时候应该使用grep,什么时候应该直接打开文件,什么时候运行完整测试,什么时候只运行局部测试,一个命令失败以后应该继续尝试还是改变方案,这些都属于Agent系统本身的能力。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是验证。

真正好用的Coding Agent不能只会写代码,还必须知道自己有没有写对。修改完成以后主动Build、Lint、Test,运行程序查看结果,发现问题以后重新修改,再次验证。这个不断反馈的循环,才让AI从代码生成器变成能够独立完成任务的Agent。

所以在很多开发者的实际评价中,经常会出现一种现象:两个模型在Benchmark上的差距并不大,但放进不同的Coding Agent以后,使用体验却可能差一个档次。

原因就在这里。

大家最终使用的从来不是一个裸模型,而是一整个系统。

国产AI Coding现在最大的短板,已经变成工具

这其实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变化。

过去国产AI Coding的问题首先是模型不够强,工具即使做得不错,上限也会受到限制。现在模型这一块正在迅速补齐,剩下更明显的差距开始集中到Harness和Loop Engineering。

目前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少比较完整的AI编程产品,包括CodeBuddy、Qoder、TRAE,以及GLM、Kimi、Qwen等模型相关的CLI工具。和早期AI编程工具主要围绕代码补全、IDE聊天不同,这些产品现在也明显开始转向Agent。

它们已经可以阅读整个代码库、修改多个文件、调用Terminal、执行命令,并开始加入Plan、Sub-agent、MCP等能力。从产品方向来看,国内厂商和Claude Code、Codex已经没有本质上的路线分歧,大家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让AI从“帮程序员写代码”,变成“直接帮程序员完成开发任务”。

真正的差距更多体现在工程成熟度上。

比如一个Agent执行一个复杂任务两个小时以后,还能不能保持最初的目标;Context越来越长以后,能不能正确保留关键的信息;中间执行失败以后,是不是能够主动换一种思路;面对一个大任务时,能不能合理拆分成多个小任务;多个Sub-agent之间怎么共享信息;代码修改完成以后,是否能够形成稳定的验证闭环。

这些事情单独看起来都不是什么特别惊人的功能,但最终决定Coding Agent是否好用的,恰恰就是这些细节。

Claude Code和Codex的优势,是它们已经通过大量真实用户和真实软件工程任务,把这些细节做成了一套越来越成熟的系统。

国产Coding Agent目前真正要追的,也正是这一层。

Harness的差距,可能比模型更容易追

训练一个前沿模型是极其昂贵而且复杂的事情。

需要大量GPU、数据、算法团队、训练基础设施和强化学习能力,而且竞争对手不会停下来等待。今天刚刚追上Claude,Anthropic下一代模型可能很快又出来了。

Harness不一样。

它当然也需要很强的工程能力,但很多问题已经从“未知问题”变成了“已知问题”。

今天一个先进的Coding Agent大概应该具备什么能力,行业实际上已经越来越清楚。

CLI、Plan模式、Sub-agent、MCP、Skills、Hooks、Sandbox、Git Worktree、Context Compaction、后台任务、自动测试和验证,这些方向已经被Claude Code、Codex以及其他产品不断验证。

后来者不再需要从零回答“AI编程工具应该长什么样”,而是可以直接学习已经被证明有效的设计,再根据自己的模型和用户场景快速迭代。

这和追赶基础模型的难度并不一样。

以前国内Coding Agent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限制,就是即使Harness设计得不错,底层模型能力不足,整个系统仍然很难达到Claude Code的效果。

现在这个限制正在快速消失。

当GLM、Kimi、Qwen和DeepSeek逐渐进入前沿模型附近以后,Context管理优化一点、工具调用稳定一点、Loop设计成熟一点,都会直接反映到最终的产品体验上。

因此,我个人的判断是,未来半年国产AI Coding最值得关注的,可能并不是又有哪个新模型在Benchmark上超过Claude,而是CodeBuddy、Qoder、TRAE以及各家模型CLI会进化到什么程度。

这里说的“追上”,并不是所有Benchmark全面超过,也不是每一个复杂任务都比Claude Code和Codex更强,而是作为生产力工具,已经能够成为真正平替。

对于用户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标准。

如果Claude Code是100分,国产工具只有50分,那么基本没有替代价值。但如果国产工具已经做到85分或者90分,同时模型选择更多、价格更低、使用限制更少,那么很多用户并不会为了最后那10分一直绑定在同一个平台上。

竞争往往并不需要把第一名彻底打败。

只需要让第一名不再不可替代。

Claude最重要的变化,是从“必须用”变成了“可以选”

这可能才是最近这一轮国产模型进步带来的最大变化。

Claude Code目前仍然是最成熟的Coding Agent之一,Codex同样处在第一梯队。对于重度开发者而言,它们在复杂任务、长时间运行、上下文管理和整体稳定性上的优势仍然存在,这一点没有必要回避。

但和一年前相比,整个市场的状态已经完全不同。

以前是Claude和GPT站在前面,后面隔着很长一段距离才是其他模型。Claude账号、额度或者订阅一旦出现问题,用户很难立刻找到体验相近的替代方案。

现在下面已经有GLM、Kimi、Qwen、DeepSeek,工具层还有CodeBuddy、Qoder、TRAE、OpenCode以及各种CLI和Agent Framework。

模型正在变得可以替换,Coding Agent也正在变得越来越开放。

这意味着用户不需要再把全部生产力绑定在一家公司、一个账号或者一个订阅上。

AI Coding过去两年的主要竞争,大家一直在看模型。Claude和GPT到底谁写代码更好,新模型在SWE-bench又提高了多少,成为每次模型发布时最受关注的话题。

但是当模型能力逐渐接近以后,下一阶段真正决定AI Coding体验的,很可能越来越不是模型本身,而是Harness、Loop Engineering和整个Agent系统。

这场竞争才刚刚开始。

Claude Code和Codex目前领先,但国内的模型和编程工具已经进入同一条赛道,而且追赶速度明显加快。未来半年到底能不能追上,这是一个判断,现在当然还不能当作事实。

但至少有一件事情已经和以前不同了。

现在即使Claude调整订阅、限制额度,甚至账号真的出现问题,也不再意味着AI Coding工作流就没有了替代方案。

Claude好用,当然可以继续订。

哪天不好用了,或者有更合适的选择,也可以取消。

这次确实不用那么慌了。

Kimi卖爆之后,我发现AI可能不是一门互联网生意

Kimi K3发布之后,市场反响非常热烈,发布仅几天,Kimi就宣布暂时暂停新用户订阅,原因是过去48小时的需求已经逼近现有算力容量的极限,为了保证现有付费用户的使用体验,只能暂时停止接受新的订阅,同时加快增加算力,后续再分批开放。Kimi还准备将会员拆分为普通的Kimi Membership和面向编程场景的Kimi Code Membership,以便更精确地分配算力。一个互联网产品发布后,因为用户太少而失败很常见,但因为用户太多,甚至连愿意付费的用户都暂时不接了,这种情况就比较少见了。

前段时间GLM-5.2上线后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Coding Plan一度很难订阅,随着算力增加才逐步放开,目前智谱已经围绕GLM-5.2提供Lite、Pro、Max等不同等级的Coding Plan,并通过5小时和周度使用额度来控制资源消耗。虽然Kimi和GLM遇到的具体问题不完全相同,但放在一起看,至少说明一个现实:中国大模型的能力正在快速提升,用户需求也随之增长,但高质量算力供给并没有办法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不过,我觉得这件事真正值得讨论的,并不只是中国缺不缺算力,而是AI的商业模式可能和我们过去熟悉的互联网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习惯把OpenAI、Anthropic、Kimi、智谱看成互联网公司,把ChatGPT、Claude、Kimi看成新一代互联网产品,但如果从成本结构和规模经济来看,AI可能并不是一门典型的互联网生意。

一、互联网最重要的商业优势,是规模效应

我在之前写中国互联网二手车行业时,曾经专门讨论过规模经济的问题。一个行业是否具有好的规模效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成本结构,如果固定成本占比高、变动成本占比低,随着产量不断增加,固定成本被越来越多的产品和用户分摊,单位成本就会不断下降,这也是互联网公司非常重要的商业优势。

开发一套软件需要投入大量研发成本,但软件一旦开发完成,再增加一个用户的成本非常低。微软开发Windows需要大量程序员,但不会因为多卖出一份Windows,就再重新开发一次;腾讯开发一款游戏之后,一百万用户下载和一千万用户下载,研发成本基本不会发生变化;淘宝增加一个消费者,也不需要为这个消费者单独建设一个商场。当然互联网业务同样需要服务器、网络、电力、客服和运营成本,规模扩大后这些成本也会增加,但和传统行业相比,其新增一个用户的边际成本非常低,很多数字产品甚至接近于零。

互联网平台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网络效应。淘宝的买家越多,就越能吸引商家,商家越多,商品越丰富,又会吸引更多买家;微信的用户越多,每一个用户加入这个网络后获得的价值也越大。因此,互联网公司做大规模不仅能够降低单位成本,还可能增加单位用户创造的价值,也就是边际成本下降的同时,边际收益反而增加,这也是互联网行业经常出现赢家通吃的根本原因。

所以过去二十多年互联网创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逻辑,就是先做规模。早期可以免费,甚至通过补贴获取用户,只要能够快速建立用户规模和网络效应,后面总有机会找到商业模式。从Google、Facebook,到国内的腾讯、阿里、美团、滴滴,基本都遵循过类似的发展路径,用户增长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一件好事,因为新增用户带来的收益,最终会大于新增用户产生的成本。

但到了AI时代,这个逻辑开始发生变化。

二、AI的成本,会随着用户使用量持续增加

传统互联网产品提供的,大部分是已经存在的信息或者已经开发完成的功能。打开一个网页,是把已经存在的内容传输给用户;观看一部电影,是把已经制作完成的视频播放给用户;使用一个SaaS软件,大部分操作也是执行已经写好的程序逻辑。但大模型不一样,你问ChatGPT一个问题,它需要重新进行一次推理;让Claude写一段程序,需要重新计算;让Kimi阅读几十份资料并生成一份报告,同样需要消耗新的计算资源。

也就是说,AI每提供一次服务,都需要重新“生产”一次结果。用户数量增加一倍,在使用方式基本不变的情况下,需要完成的推理任务也会大幅增加;一个用户原来每天问10个问题,现在每天问100个问题,即使用户数量完全没有增长,平台消耗的算力同样会显著增加。从成本结构来看,这更像传统行业里的变动成本,而不是互联网最典型的近乎零边际成本。

当然,AI的成本并不是简单的严格线性增长,随着Batch、KV Cache、量化、MoE、投机解码等技术不断成熟,加上芯片性能提升、模型架构优化和大规模集群利用率提高,单位Token的推理成本会持续下降,同样的模型能力,几年后的成本很可能只有今天的一小部分。但这并没有改变AI的一个基本特征:每多生成一批Token,就仍然需要消耗新的计算资源。互联网可以把同一份软件和内容近乎零成本地复制给更多人,而AI每一次输出,本质上都是一次新的计算。

如果把大模型看成一家“智能工厂”,GPU、HBM、服务器、数据中心和电力就是生产资料,Token是中间产品,最后生产出来的是用户需要的文字、代码、图片、视频以及各种任务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AI虽然以软件和互联网产品的形态提供服务,但它背后的成本结构反而有点像制造业,用户使用得越多,就需要生产更多“智能”,也就意味着需要更多的生产资料。

这个差异对商业模式的影响非常大。互联网公司通常希望用户尽可能多地使用自己的产品,因为一个用户每天打开微信10次还是100次,对腾讯产生的新增成本差别并不会特别大,但一个用户每天调用AI 10次和100次,对AI公司的成本影响就非常直接。如果用户支付的是固定订阅费,那么还会出现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用户创造的收入是固定的,但用户消耗的计算资源却没有上限。

三、Agent会把这个问题进一步放大

过去的大模型主要还是Chatbot模式,一问一答,一次推理可能几秒或者几十秒结束,所以单个用户产生的计算量相对有限。但现在AI正在快速从Chatbot向Agent发展,特别是AI Coding,已经从过去的代码补全、问答,发展到让Codex、Claude Code、Kimi Code这样的Agent自主阅读代码库、修改文件、运行命令、执行测试、发现错误后继续修改,一个复杂任务可能连续运行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

这意味着,未来衡量AI产品规模,仅仅看MAU、DAU可能已经没有太大意义。同样是一个月活用户,一个人每天只问几个简单的问题,另外一个人每天让Coding Agent工作五六个小时,两个人给平台带来的收入可能都是同样的订阅费,但产生的计算成本完全不同。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几乎所有AI Coding产品都会设置5小时额度、周额度、速率限制或者不同等级的订阅套餐,本质上都是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固定的订阅收入,如何覆盖高度不固定的计算成本。

传统互联网和SaaS通常喜欢重度用户,因为用户使用越频繁,说明产品粘性越高,续费概率越大,而新增的服务成本并不会同步增加。但AI可能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用户过于重度反而未必是一件好事。如果一个用户每个月支付20美元,却长期消耗50美元甚至100美元的推理成本,那么用户增长越快、使用越活跃,公司亏损反而可能越大,这种情况在传统互联网产品中比较少见。

所以AI公司面临的问题,不只是如何获得更多用户,而是如何控制每个用户使用智能的成本,这也是为什么OpenAI、Anthropic、Kimi、智谱都在不断调整额度、会员等级和模型使用策略。模型越强,用户越喜欢使用;Agent能力越强,用户让它工作的时间越长,而使用时间越长,背后的算力消耗也越高,这其实形成了一个和互联网规模效应完全不同的商业逻辑。

四、Kimi暂停订阅,也说明中国AI开始遇到算力瓶颈

再回到Kimi K3暂停订阅这件事情,最直接的问题当然还是算力。模型发布之后,用户和使用量可以在几天内增长几倍甚至几十倍,但GPU不可能在几天之内同步增加,购买芯片、建设数据中心、部署服务器、配置高速网络和电力都需要时间。特别是对于中国AI企业来说,高性能GPU的供应仍然受到限制,虽然美国已经开始允许部分H200向中国企业出货,但截至7月中旬实际出货数量仍然很少,路透社也将目前中国科技企业面临的状况直接描述为算力容量紧张。

国产算力这几年发展很快,华为昇腾、寒武纪、摩尔线程等都在加速进入大模型训练和推理市场,国产模型也越来越重视对国产芯片的适配,但模型能够运行在国产芯片上,和能够以足够低的成本、足够大的规模稳定服务几千万用户,还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以前我们讨论中国AI,更多关注的是能不能训练出和GPT、Claude竞争的模型,现在随着DeepSeek、Qwen、Kimi、GLM等模型不断进步,新的瓶颈正在从“能不能做出好模型”,转向“做出来以后能不能让足够多的人用”。

训练一个模型虽然需要巨大的计算资源,但训练毕竟是阶段性的,模型训练完成之后,这部分投入就结束了;推理却是持续发生的,只要用户在使用,就一直需要算力。特别是在Agent时代,一个Agent可能持续工作几个小时,未来如果每个人都有几个甚至几十个Agent同时工作,算力需求会比现在的Chatbot时代高得多。因此,从长期来看,训练决定一个模型能不能出现,而推理成本可能决定这个模型能不能真正成为一门大规模的生意。

五、开源可能也是一种分散算力成本的方式

这也让我重新思考开放权重模型的价值。上一篇文章里,我更多从生态的角度讨论Kimi K3开源,开放权重可以让开发者、云厂商、企业和创业公司基于模型继续开发,带动芯片、推理框架、Agent平台以及各种应用的发展。但如果从算力成本来看,开放模型还有另外一个价值,就是把原本集中在模型公司身上的推理压力分散到整个生态中。

如果一个模型只能通过官方产品和API使用,那么模型越成功,所有用户就越集中到官方服务器,用户增长的同时,模型公司必须不断购买GPU和建设数据中心,成功本身会带来巨大的资本开支。但开放权重之后,云厂商可以部署,企业可以私有化,第三方API平台可以提供服务,随着模型压缩和终端芯片的发展,未来还可能有越来越多的推理直接运行在个人电脑和手机上。

Linux今天运行在全世界无数服务器上,但这些服务器显然不需要由Linux的开发者购买。从这个角度看,开放模型未来可能也是类似的模式,模型公司负责训练和持续迭代一个足够好的基础模型,整个生态共同承担部署、推理和算力成本。因此,开放权重不仅可以促进创新和生态繁荣,也可能是一种更加适合AI成本结构的分发方式。

六、AI最终比拼的,可能是谁能更便宜地生产智能

过去几年,大家判断一家AI公司最重要的标准一直是模型能力,Benchmark是多少、Coding能力怎么样、Context有多长、推理能力强不强,但随着模型之间的能力差距不断缩小,我觉得未来还会出现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指标,就是完成同样一件事情到底需要消耗多少计算资源,也就是生产一单位智能需要多少钱。

假设两个模型都能完成同样的软件开发任务,一个需要运行一个小时,另外一个只需要20分钟;一个必须运行在最昂贵的GPU上,另外一个可以运行在成本更低的芯片上;一个完成任务需要消耗1亿Token,另外一个通过更好的模型架构、Context管理和工具调用只需要3000万Token,那么即使两个模型最终完成任务的质量差不多,后者也显然具有更大的商业价值。因此未来AI公司的竞争,不会只是模型与模型之间的竞争,而会是模型、芯片、基础设施、推理效率和资本能力的综合竞争。

互联网时代,规模越大通常意味着单位成本越低、网络效应越强,所以“先做大再赚钱”成为互联网创业非常经典的发展逻辑。但AI可能没有这么简单,用户增长会带来收入,同时也会持续带来计算成本,如果收入增长赶不上算力消耗增长,规模越大未必越赚钱。因此,一家AI公司最终能不能建立真正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不仅取决于模型够不够强,还取决于单位智能的生产成本能不能持续下降,以及用户创造的价值能不能高于他消耗的算力成本。

当然,未来AI的单位计算成本一定还会继续快速下降,芯片会越来越快,模型会越来越小、越来越高效,但与此同时,人类对智能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以前我们只是让AI回答几个问题,现在已经开始让AI连续几个小时写代码、做研究、操作电脑,未来可能是几十亿个Agent每天24小时不停工作,所以即使单位智能的成本下降了,人类对智能的总需求也可能增长得更快。

Kimi K3发布后因为需求过大而暂停新订阅,表面上看只是一次“卖爆”之后的甜蜜烦恼,但背后反映的可能是AI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商业问题。过去互联网通过数字化,把信息和软件的复制成本降到了接近于零,从而创造了巨大的规模经济;AI则是在把智能变成一种可以规模化生产的商品,但每生产一份智能,目前仍然需要消耗真实的芯片、电力和计算资源。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AI看起来像互联网,但可能并不是一门传统的互联网生意。未来真正决定AI公司胜负的,也不只是能不能做出最聪明的模型,而是谁能够以最低的成本,把足够好的智能提供给最多的人。当模型能力逐渐不再稀缺之后,廉价、稳定、规模化的智能供给能力,可能才是AI时代真正的护城河。

当中国开始开源最强模型,OpenAI和Anthropic的护城河还剩什么?

7月17日,月之暗面发布了最新的Kimi K3模型,这个模型很快在国内外AI圈引起了很大关注。Kimi K3总参数达到2.8万亿,在Coding、Agent、长上下文等方面的表现已经进入目前全球最强模型的第一梯队,Artificial Analysis给出的 Intelligence Index 得分为57分,而且在一些编程相关的公开评测中表现非常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月之暗面宣布将在7月27日前发布Kimi K3的完整模型权重。

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最强的模型,不一定能赢:AI Coding开始拼“好用”了》,主要讨论的是,当GPT、Claude、Gemini这些模型的能力逐渐接近以后,单纯比较哪个模型跑分更高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意义,真正决定用户选择的,会逐渐变成产品体验、价格、额度、工具生态等因素。

Kimi K3的发布,让我觉得还可以再往后思考一步。

如果有一天,全球最强的AI模型不再只掌握在OpenAI、Anthropic、Google这样的少数几家公司手里,而是有大量能力相近的开放权重模型可以自由部署、修改和使用,那么AI行业会发生什么?

这可能比Kimi K3在某个排行榜上超过Claude或者GPT更加值得关注。

因为一个模型从90分提高到95分,只是技术能力的提升;但一个90分的模型从封闭变成开放,影响的可能是整个产业的创新方式、商业模式和利益分配。

需要说明的是,严格意义上来说,开放权重并不完全等于开源。开源通常还包括训练代码、训练数据、训练方法等更多内容,而Kimi K3目前宣布的是开放完整模型权重,所以本文所说的“开源”,更多是指现在AI行业里经常讨论的开放权重模型。Kimi官方目前也明确表示,完整权重将在7月27日前发布。

开放最大的价值,不是免费,而是让更多人参与创新

很多人说到开源模型,首先想到的就是便宜,可以自己部署,不需要再向OpenAI或者Anthropic支付昂贵的API费用。但我觉得,开放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免费,而是让更多的人拥有参与创新的机会。

使用一个闭源模型,本质上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下开发产品。模型提供什么能力、API怎么收费、上下文有多长、哪些功能可以使用、模型什么时候升级或者下线,最终的决定权都掌握在模型厂商手里。开发者当然可以基于GPT或者Claude做很多创新,但这个创新始终是在OpenAI和Anthropic划定的边界里进行的。

开放权重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

开发者可以对模型进行量化,可以针对某个行业进行微调,可以改变推理方式,可以针对不同的芯片做优化,可以把模型部署到企业自己的服务器里,也可以基于这个模型继续训练新的模型。医疗公司可以训练医疗模型,金融公司可以针对自己的业务进行微调,汽车厂商可以把模型放进汽车,机器人公司可以把模型和机器人结合起来,芯片公司也可以针对模型设计更加高效的推理方案。

这些事情不需要原来的模型公司一件一件去做。

这也是我认为开放最有价值的地方。

一家公司无论多么强大,它拥有的人才、资金和资源终究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理解所有行业,也不可能把所有应用场景都做一遍。但是把一个足够强的基础模型开放出来以后,全世界的开发者、企业和科研机构都会基于它进行创新,其中一定会出现很多连原来模型开发者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应用。

互联网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开放。HTTP、HTML、Linux以及大量开源软件,让任何一个开发者都可以在已有技术的基础上继续创新,而不需要重新发明一遍轮子。

所以我一直认为,真正能够推动技术快速发展的,一定是开放。

封闭可以让一家公司获得更大的短期商业利益,但是开放能够让更多人参与进来,从而放大整个产业的创新速度。

Linux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参考

AI开放模型的发展,让我想到Linux。

Linux本身并不是一个特别成功的传统商业软件,如果按照卖软件许可证的标准来看,它甚至没有微软Windows那么好的商业模式。但是今天全球绝大多数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平台、超级计算机,以及Android等大量系统,底层都与Linux生态密不可分。

Linux真正成功的地方,不是Linux公司赚了多少钱,而是它成为了整个产业的基础设施。

因为Linux开放,所以Intel、AMD、IBM、NVIDIA这些公司都可以针对它做优化;服务器厂商可以使用它,云计算公司可以使用它,软件公司也可以基于它开发各种产品。最后形成的商业价值,远远超过了Linux操作系统本身。

AI未来很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情况。

现在大家还在讨论GPT-5.6比Claude强多少,Kimi K3又在哪个排行榜超过了谁,但如果几年之后,模型能力普遍达到了一个足够高的水平,企业可能不会再像今天这样特别关心底层到底是哪一个模型。

就像今天我们开发一个互联网系统,很少有人会把“Linux到底比另一个操作系统强多少”作为最核心的问题。大家真正关心的是这个系统是否稳定、成本是多少、生态是否成熟、有没有足够多的软件和服务支持。

AI模型最终也可能逐渐变成这样的基础设施。

企业会在基础模型之上选择推理平台、Agent框架、数据库、云计算、芯片、安全系统以及各种行业应用,真正巨大的商业价值会慢慢向整个产业链扩散。

所以开源模型对于AI行业最大的意义,并不是又多了一个免费的ChatGPT,而是可能逐渐改变AI产业的价值分配。

模型本身的价值可能下降,但围绕模型形成的整个生态价值会变得更大。

开放模型会带动一整条新的产业链

从这个角度看Kimi K3,我觉得真正值得观察的并不是月之暗面以后通过K3能赚多少钱,而是Kimi K3开放以后,围绕它会出现多少新的东西。

Kimi K3有2.8万亿参数,这么大的模型并不是普通公司买几块显卡就可以轻松部署,所以权重开放并不等于使用成本为零。恰恰因为模型很大,如何量化、如何降低显存占用、如何提高推理速度、如何降低运行成本,本身就会形成大量技术需求。

然后是芯片。

NVIDIA可以针对它做优化,AMD可以做,国内的AI芯片企业同样可以做。不同的硬件厂商会想办法让这些模型在自己的芯片上跑得更快、更便宜,这会推动整个AI算力产业的发展。

云计算公司也会提供各种托管方案,推理平台会做更好的部署工具,软件公司会开发微调、量化、模型管理、安全审计等各种产品,再往上就是大量行业应用。

医疗、金融、法律、制造、科研、教育,每一个行业都可能在基础模型上形成自己的模型和Agent。

对于创业公司来说,这个变化同样非常重要。

以前做一个AI产品,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调用OpenAI或者Anthropic的API。刚开始用户不多的时候,成本可能不是问题,但是当用户规模越来越大,模型API就会成为非常重要的一项成本,而且整个产品事实上也被绑定在了模型供应商身上。

开放模型提供了更多选择。

企业可以使用Kimi,也可以使用Qwen、DeepSeek,甚至同时使用多个模型,根据不同任务自动选择最合适的模型。模型从一个不可替代的核心供应商,逐渐变成可以替换的基础设施。

只要这种趋势形成,围绕模型的投资和创业机会一定会越来越多。

这和Linux的发展其实非常像。Linux自己没有拿走整个产业最大的利润,但它创造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生态,IBM、Red Hat、AWS、Google、NVIDIA以及无数软件公司,都从这个生态里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机会。

所以开放真正放大的,不是一个模型公司的价值,而是整个产业的价值。

对很多企业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控制权

开放模型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就是对数据比较敏感的企业。

普通消费者其实不太关心一个模型到底是开源还是闭源,我自己平时使用ChatGPT、Claude、Gemini,也不会因为某个模型开源就一定使用它,最终还是哪个产品好用就用哪个。

但企业完全不同。

特别是医疗、金融、政府、制造业、科研机构,以及拥有大量核心知识产权的大型企业,它们拥有的很多数据根本不适合发送给外部模型。

比如患者病历、银行交易数据、企业源代码、研发资料、客户数据和商业机密,这些数据对于企业来说可能比模型本身更加重要。

使用OpenAI或者Anthropic的云端API,本质上还是要让数据离开企业自己的环境,虽然这些公司会提供各种安全、隐私和企业级的数据保护措施,但对于一些高度敏感的业务来说,企业仍然会希望把数据完全控制在自己手里。

开放权重模型提供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不是把数据送到模型那里,而是把模型放到数据那里。

模型可以部署在企业自己的数据中心,甚至运行在完全隔离的内部网络里,数据是否保存、日志保留多久、模型什么时候升级、哪些人可以访问,都由企业自己决定。

当然,我并不认为自己部署就一定比OpenAI更加安全。很多企业自己的IT安全能力可能还不如这些大型AI公司,自己部署之后也会出现运维、安全漏洞、权限管理等一系列问题。

但两者最大的区别是控制权。

对于很多大型企业和数据敏感行业来说,控制权本身就是价值。

当开放模型能力只有闭源模型60%、70%的时候,企业可能还会为了模型效果选择闭源模型;但如果开放模型已经能够达到90%、95%,很多企业的选择就可能发生变化。

因为对于实际业务来说,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世界上最强的模型,只需要一个“足够好”的模型。

OpenAI和Anthropic真正受到冲击的是定价权

过去几年,OpenAI和Anthropic能够建立非常高的商业价值,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最先进的AI能力是一种稀缺资源。

世界上只有少数几家公司能够训练出最好的模型,所以这些公司拥有很强的定价权。

更强的模型价格更高,更长的上下文价格更高,更强的推理能力也可以卖得更贵。

这个商业模式能够成立,最重要的前提就是其他人做不出来。

如果OpenAI的模型是100分,而市场上其他模型只有60分,那么为了这40分的巨大能力差距,客户当然愿意支付很高的费用。

但如果开放模型已经做到90分甚至95分,问题就完全不同了。

企业会开始计算,为了最后5分或者10分的能力提升,是否值得长期支付更高的API费用,是否值得把自己的业务和数据绑定在一家模型厂商身上。

对于一些非常复杂的任务,答案可能仍然是值得,最强模型依然有非常大的价值。

但是对于大量普通业务,90分可能已经完全够用了。

技术发展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阶段。

早期大家追求的是“最好”,因为产品之间的能力差距非常大;但是当整个行业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市场就会逐渐进入“足够好”的阶段。

智能手机是这样,电脑是这样,服务器也是这样。

当一个普通人买一台电脑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太关心CPU性能到底提高了10%还是15%,因为对于大多数工作来说,性能早就够用了。

AI模型未来也一定会遇到这个问题。

当模型普遍已经足够聪明以后,用户选择产品的标准就会从“谁最聪明”,转向价格、速度、稳定性、产品体验、数据安全以及生态。

这也是开放模型对OpenAI和Anthropic商业模式最大的冲击。

不是明天大家都不用GPT和Claude了,而是模型本身越来越难长期保持今天这样的高溢价。

OpenAI真正要担心的,也不是ChatGPT少了几个用户

很多人看到Kimi K3这样的模型发布,首先想到的是,它会不会抢走ChatGPT或者Claude的用户。

我觉得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ChatGPT已经形成了非常强的品牌和用户习惯,普通用户不会因为看到某个Benchmark排名变化,就马上换掉自己每天使用的产品。更何况像Kimi K3这么大的模型,即使权重开放,也不代表普通用户可以很方便地在自己的电脑上运行。

OpenAI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开发者和企业会不会逐渐减少对OpenAI的依赖。

过去几年,很多AI创业公司开发产品时,最自然的选择就是OpenAI API,因为它的模型最好,生态最成熟,开发也最方便。

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发生变化。

Claude、Gemini、Kimi、Qwen、DeepSeek以及越来越多模型都可以作为选择,很多新的AI应用在架构设计时,已经不会把自己完全绑定在某一个模型上,而是从一开始就考虑模型路由和模型替换。

哪个模型效果好就用哪个,哪个便宜就用哪个,有些任务使用闭源模型,有些任务使用开放模型。

这才是对OpenAI更加长期的影响。

因为一个消费者不用ChatGPT,OpenAI失去的是一个订阅用户;但如果未来大量开发者在构建产品的时候,不再默认选择OpenAI,那么OpenAI失去的是整个应用生态。

当年的微软为什么如此重视Windows开发者?

因为只要所有软件都首先为Windows开发,用户自然就会继续使用Windows。

AI也是一样。

谁拥有开发者,谁就更容易成为下一代技术平台。

所以开放模型真正争夺的,并不只是模型市场,而是开发者。

Anthropic受到的压力可能更直接

相比OpenAI,我觉得Anthropic受到开放模型的压力可能更加直接。

OpenAI至少已经拥有ChatGPT这个全球最大的AI产品之一,有非常强的消费者入口、品牌和用户习惯,同时还在发展Codex、Agent以及企业服务。

Anthropic目前最强的优势主要集中在模型能力、Coding和企业开发者市场,尤其Claude Code这两年的发展非常快,已经成为AI Coding领域最重要的产品之一。

但恰恰是Coding,可能也是开放模型最容易快速追赶的领域。

因为代码和普通内容不同。

一篇文章写得好不好,很难有完全客观的标准,但一段代码能不能运行、Bug有没有修复、测试能不能通过,是可以自动验证的。

这使得Coding模型更加容易通过大量自动化方式进行训练、强化学习和评测。

Kimi K3发布后之所以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它在Coding、Agent等方向已经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Kimi官方也把Agentic Coding作为K3的核心方向之一,而第三方评测已经将它放在当前高性能模型行列。

另外,代码本身又是企业最敏感的数据之一。

很多公司愿意让AI帮助程序员写代码,但是并不一定愿意把整个核心代码库长期交给第三方模型公司。

当开放模型能力不够的时候,大家只能接受这种取舍。

但如果开放模型的Coding能力已经足够好,企业就会很自然地考虑私有化部署。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开放模型对Anthropic的冲击,可能比对OpenAI更加直接。

当然,开源也并不意味着一定会赢

写到这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未来开源模型一定会打败闭源模型。

我觉得没有这么简单。

首先,开放权重不等于免费。

Kimi K3有2.8万亿参数,即使采用MoE等架构,要真正部署这样规模的模型,仍然需要非常昂贵的算力和复杂的工程能力。模型权重可以免费下载,但电费、GPU、数据中心和工程师都不是免费的。

很多中小企业最后算下来,直接购买OpenAI或者Anthropic的API,可能反而更加便宜和方便。

其次,模型本身只是AI产品的一部分。

ChatGPT真正强大的地方已经不仅仅是GPT模型,而是产品、用户、数据、工具、Agent以及整个生态。

Claude也是一样。

Claude Code之所以受到程序员欢迎,并不是因为大家每天拿Claude去跑Benchmark,而是因为整个Coding体验确实好用。

这也是我上一篇文章里想表达的观点:最强的模型,不一定能赢。

未来OpenAI和Anthropic真正的护城河,可能越来越不是“我的模型比你高几分”,而是产品、入口、生态、企业服务以及持续创新的能力。

比如ChatGPT已经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和品牌认知,这种分发能力非常难复制;Anthropic在Coding领域形成的开发者口碑和Claude Code产品体验,也不是简单开放一个模型权重就能够替代的。

大型企业购买AI服务,也不只是购买模型能力,还需要SLA、安全合规、稳定运行、技术支持以及明确的责任主体。

这些都是闭源商业公司非常重要的优势。

所以开放模型并不会直接填平OpenAI和Anthropic的所有护城河。

但它会迫使这些公司重新挖护城河。

过去的护城河是模型。

未来的护城河可能必须变成产品和生态。

中国AI选择开放,可能是一条非常聪明的路

最后再回到Kimi K3。

这几年中国AI模型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越来越重视开放。

从DeepSeek到Qwen,再到Kimi,中国最有竞争力的一批模型都在积极建设开放模型生态,而美国目前最顶级的GPT和Claude仍然是闭源模式。Reuters在K3发布后的报道中,也把这次发布放在中国开放模型快速逼近美国领先闭源模型的大背景下讨论。

这背后未必是谁更加理想主义,而是不同企业在不同市场位置上的选择。

如果你已经拥有全球最多的用户、最强的品牌和最大的开发者入口,当然希望把最核心的技术留在自己手里,然后通过API和订阅获得最大的商业利润。

但是如果暂时还没有这样的市场优势,开放可能反而是最快建立生态的方法。

Google当年开放Android,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需要快速对抗已经占据智能手机先发优势的苹果iOS。Android本身免费,却迅速吸引了三星、小米、OPPO、vivo以及全球大量手机厂商,最终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移动操作系统生态之一。

AI模型可能也会出现类似的竞争。

中国模型真正需要争夺的,不一定是每一次Benchmark都超过GPT。

今天第一,过几个月可能又变成第二,这种排名其实没有那么重要。

真正重要的是,未来全球有多少开发者会使用中国模型,有多少AI创业公司建立在这些模型之上,有多少企业会私有化部署这些模型,有多少芯片、云计算、Agent框架和行业应用会围绕这些模型进行优化。

如果有一天,大量全球AI应用的底层都是Qwen、DeepSeek或者Kimi,那么即使OpenAI仍然拥有世界上最强的单一模型,整个AI产业的格局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才是开放真正的力量。

AI发展的第一阶段,大家竞争的是谁能做出最强的模型;现在已经开始进入第二个阶段,大家开始竞争谁能做出最好用的产品;再往后,很可能还会进入第三个阶段——谁能建立最大的生态。

这三件事情其实完全不同。

OpenAI可能拥有最强的模型,Anthropic可能拥有最好用的Coding产品,而开放模型可能拥有最多的开发者、最多的衍生模型、最多的硬件适配,以及最多由全世界开发者共同创造出来的应用。

Linux没有在个人电脑市场上打败Windows,但它最终成为了互联网和云计算时代最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

AI会不会重演类似的故事,现在还无法确定。

但当Kimi、DeepSeek、Qwen这些中国模型越来越接近全球最先进的模型,同时又选择把权重开放给整个市场时,OpenAI和Anthropic需要考虑的问题,可能已经不只是下一代模型还能领先多少了。

而是当最先进的智能逐渐不再稀缺,当越来越多“足够好”的模型可以被任何企业拥有、部署和修改之后,原来建立在模型能力之上的高价格、高利润和封闭生态,还能够维持多久?

只有开放,才能让更多人参与创新,而当足够多的人开始在同一套开放技术上创新的时候,最终形成的力量,往往会远远超过技术本身。

最强的模型,不一定能赢:AI Coding开始拼“好用”了

最近几天,AI Coding领域最热闹的事情,除了GPT-5.6发布,就是OpenAI不断为Codex和ChatGPT Work用户重置使用额度。

GPT-5.6上线后,Codex与ChatGPT Work的合计活跃用户在几天内突破800万,OpenAI Codex负责人Tibo Sottiaux在X上宣布这一数字时,同时表示将再次为所有用户重置使用额度,并继续暂时取消原来的5小时使用限制。相关数据显示,Codex的单周使用量较此前增长了2.5倍,五个月内用户规模扩大了7倍。

从模型发布的角度来说,GPT-5.6当然是一次重要升级,但在我看来,真正值得关注的,反而是OpenAI围绕使用额度展开的一系列操作。

用户增长到600万,重置一次额度;增长到700万,又送一次可以自行使用的额度重置;到了800万,再为所有用户重置额度,同时暂时取消5小时限制。OpenAI一边庆祝用户增长,一边继续让用户免费使用更多额度,用户自然会不断地把消息传播出去,甚至主动拉着身边的人一起使用。

这波营销操作,无论是不是提前设计好的,效果都堪称经典。

一、OpenAI真正降低的,是用户的额度焦虑

对于AI Coding工具来说,价格当然重要,但真正影响使用体验的,往往不是每个月20美元或者100美元的订阅费用,而是额度焦虑。

当一个用户准备把一项稍微复杂的任务交给AI时,他首先想到的可能不是这个模型能不能完成,而是这次任务会消耗多少额度。任务是不是应该拆小一点,推理强度是不是应该调低一点,要不要换一个能力弱一点但更省额度的模型,今天已经用了不少,是不是应该把剩下的额度留到明天。

一旦开始计算这些事情,使用体验就已经被打断了。

就像手机流量刚刚普及的时候,很多人每打开一个网页,都会担心消耗了多少流量。后来不限流量套餐出现以后,大家才真正开始放心地刷视频、看直播,移动互联网的使用方式也随之改变。AI Coding也是一样,只有当用户不再过度关注每一次调用消耗了多少额度,才会真正把完整的工作交给AI。

OpenAI暂时取消5小时额度限制,并且连续为用户重置额度,看起来是在免费赠送算力,实际上是在培养用户的使用习惯。用户把任务交给Codex的次数越多,积累的使用经验越多,未来切换到其他工具的成本就越高。

从这个角度来看,OpenAI送出去的并不只是额度,而是在用算力购买用户习惯。

二、Claude很聪明,但一直有点高冷

如果一定要给Claude和Codex做一个不太严谨的比喻,那么Claude就像一个清华北大的美女学霸,成绩优秀,长得也漂亮,自然会有很多人趋之若鹜。

但这个学霸多少有点高冷。她知道自己能力很强,也知道大家都想用她,所以平时多少有一种“爱用不用”的感觉。额度不多,速度不快,价格也不便宜,有时候刚刚进入工作状态,突然就提示达到使用限制,只能等几个小时以后再继续。

Claude Fable 5发布时,Anthropic最初只计划在订阅套餐内限时提供,随后又将免费使用期限从原计划不断延长,目前已经延长至7月19日,同时还把Claude Code的周使用额度提高了50%。

当然,Anthropic可以说这是因为算力资源紧张,也可以说是在逐步开放新模型,这些理由都说得过去。但在GPT-5.6发布、Codex用户量快速增长的时间点上,Anthropic一次又一次延长Fable 5的订阅内使用期限,很难说完全没有受到竞争压力的影响。

如果没有Codex在旁边大送额度,Fable 5可能早就已经开始额外收费了。

竞争的好处就在这里。企业之间打得越激烈,用户能够获得的额度越多,价格越低,产品体验也会越好。

三、Claude Code和Codex,我现在更愿意用谁

从我自己的使用体验来说,Claude Code的代码质量确实没得说。

特别是在处理复杂逻辑、分析已有项目、进行架构调整时,Claude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不容易注意到的问题。它不仅会按照要求修改代码,有时候还会主动思考这个修改会不会影响其他模块,以及现有方案是否存在更加合理的实现方式。

这种能力是Claude最吸引人的地方。

但Claude Code的问题也非常明显,就是速度比较慢。一个并不算复杂的任务,它可能需要思考很长时间,有时候工具调用之间也会停顿。如果同时运行多个任务,等待的感觉会更加明显。使用AI Coding本来是为了提高效率,但如果一个任务需要长时间盯着它运行,效率优势就会被削弱。

Codex则比较务实。

它没有Claude那么多思考和解释,接到任务以后通常很快开始干活,读取项目、修改文件、运行测试,整个过程比较直接。从绝对能力上来说,我还是认为Claude Code略强一点,特别是遇到难题时,Claude给出的方案偶尔会让人眼前一亮,但Codex的能力并没有差很多,代码质量也不含糊。

更重要的是,Codex非常稳定,速度也快。

在一般的应用开发中,我更关注的不是模型偶尔能不能给出一个非常惊艳的方案,而是它能不能连续完成十几个普通任务。增加一个页面,修改一个接口,调整数据库字段,修复一个样式问题,补充一些测试,再处理一下构建错误,这些才是日常开发中占比最高的工作。

Claude Code有时像一位能力很强的技术专家,适合解决那些真正困难的问题;Codex则更像一个务实的同事,话不多,接到任务就开始干活,而且大部分时候都能把事情做完。

对于日常工作来说,后者可能更加重要。

四、大多数应用开发,并不需要Fable 5

AI公司发布新模型时,总是会强调模型在各种基准测试中的成绩,比如能不能完成更长时间的任务,能不能解决复杂的数学问题,能不能独立完成大型项目。

这些能力当然重要,它们代表着模型的上限。

但现实中的大多数软件开发,并没有那么复杂。大量应用类编码,其实就是围绕已有项目不断进行小规模迭代,包括增加功能、调整页面、修改接口、修复Bug、处理兼容性问题,以及根据用户反馈优化体验。

就拿我自己开发DoseLoop·用药有数的过程来说,大部分任务都不需要一个能够连续思考几十个小时的模型。更需要的是AI能够理解现有代码,按照要求完成修改,不要破坏原来的功能,修改完成后主动进行检查,出现错误以后继续修复。

这些事情听起来并不高深,却决定了一个AI Coding工具到底能不能真正投入生产使用。

Fable 5在复杂编码和长周期任务上的能力确实很强,Anthropic公布的测试和早期用户反馈也显示,它在一些高难度编码任务中处于领先位置。

但对于普通应用开发来说,很多任务完全用不到Fable 5级别的模型。使用顶级模型完成一个普通页面调整,就像请一位顶级建筑师来帮家里安装一个书架,当然可以完成,而且可能做得很好,但成本和效率未必合适。

AI Coding真正的大市场,不是每个人都在解决世界上最复杂的编程问题,而是有无数普通的开发任务需要被完成。

顶级模型决定了AI Coding的能力上限,但真正决定市场规模的,往往是那些能力足够、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的模型。

五、模型最强,不代表产品一定能赢

过去两年,每次有新模型发布,大家最关心的都是排行榜。

哪个模型在SWE-bench上得分更高,哪个模型推理能力更强,哪个模型可以自主运行更长时间,似乎只要赢下这些评测,就能赢下市场。

但当几个头部模型的能力越来越接近以后,几分的评测差距,对普通用户来说已经没有那么重要。

假设Claude Code完成一个任务的质量可以达到95分,Codex只有92分,但Claude Code需要20分钟,Codex只需要8分钟,而且Codex可以稳定地连续运行,那么在大量日常任务中,很多人会选择Codex。

软件工具不是考试,用户也不是评委。

用户不会因为一个模型在排行榜上领先几分,就愿意长期忍受更慢的速度、更少的额度和更高的价格。大家最终关心的,还是这个工具能不能真正帮助自己完成工作。

这也是我认为OpenAI这次做得非常务实的地方。它并没有只强调GPT-5.6在某一个基准测试上超过了谁,而是把GPT-5.6、Codex和ChatGPT Work同时推出,并且把Codex能力整合进ChatGPT,让编程和普通知识工作逐渐进入同一套工作流。ChatGPT Work可以调用应用和工具,处理文档、表格、网页应用等长时间、多步骤任务,而Codex也不再只是程序员使用的编码工具。

模型能力只是产品的一部分,入口、体验、额度和生态同样重要。

六、OpenAI正在争夺的,是用户的默认入口

现在的AI工具越来越多,一个稍微复杂的任务,可能需要同时使用多个产品。

有人用ChatGPT讨论需求,用Claude Code设计架构,用Codex写代码,再用Gemini查找资料。这样的组合当然可以获得更好的效果,但来回切换工具也会带来额外成本,项目背景需要重复输入,文件需要反复上传,不同工具之间的上下文也无法自然衔接。

OpenAI显然不希望用户这样做。它正在尝试把聊天、搜索、编码、文档、表格、演示文稿和电脑操作逐渐整合到ChatGPT之中,让用户从一个想法开始,一直做到最终交付,而不需要离开同一个产品。

Codex与ChatGPT Work的用户合并统计,也说明OpenAI正在淡化编码工具与通用工作工具之间的边界。Codex最初主要服务程序员,但OpenAI在6月份披露的数据中提到,Codex周活跃用户已经超过500万,其中知识工作者约占20%,而且增长速度明显快于开发者。

这背后的意义是,Codex正在从AI Coding工具,逐渐变成一个能够操作文件、运行命令和完成任务的通用Agent。

一旦用户习惯在ChatGPT中完成大部分工作,OpenAI就不需要在每一项能力上都做到绝对第一。它只需要保证各项能力都足够优秀,同时让整个使用过程更加连贯。

微软当年的Office并不是每一个单独组件都绝对领先,但Word、Excel和PowerPoint组成了一套完整的办公体系。用户一旦进入这个体系,就很难为了某一个功能上的小优势,频繁更换整套工具。

OpenAI现在走的也是类似的道路。

七、AI Coding已经从智力竞争,进入服务竞争

Claude和Codex之间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两个模型谁的编程能力更强,实际上已经逐渐变成两家公司服务能力的竞争。

模型能力当然还是基础,但除此之外,用户还会关心响应速度、使用额度、运行稳定性、产品入口,以及遇到问题以后能不能快速恢复。

OpenAI这次在使用量突然增长以后,选择连续为用户重置额度,暂时取消5小时限制,虽然背后可能也有额度统计和基础设施调整的问题,但从用户感受来说,这是一种非常积极的姿态。

它给用户传递的信息是:你先用起来,额度的问题我们来想办法。

Anthropic过去给人的感觉则完全不同。Claude很强,但使用限制也很多,特别是重度用户经常遇到额度不足的问题。Anthropic在2026年5月将Claude Code的5小时额度提高一倍,并取消高峰期额度缩减,随后又多次延长Fable 5的订阅内使用期限。

这些变化当然值得肯定,但也说明竞争确实在迫使Anthropic更加重视普通订阅用户的使用体验。

以前AI公司主要证明自己的模型有多聪明,现在它们还需要证明自己的服务足够稳定、价格足够合理、额度足够使用。

模型竞争正在从实验室里的智力比赛,变成真实工作中的服务竞争。

这对用户来说,当然是一件好事。

八、我现在更期待Gemini 3.5 Pro

Anthropic和OpenAI打得越来越激烈,我现在反而更加期待Google的Gemini 3.5 Pro。

Google在2026年5月发布了Gemini 3.5 Flash,并表示Gemini 3.5 Pro已经在内部使用,原计划在随后一个月推出。但截至本文写作时,Gemini 3.5 Pro仍然没有正式发布,最新报道显示,其延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编码能力尚未达到Google内部设定的目标。

从这个角度来看,Google应该也感受到了压力。

过去一个模型只要综合能力足够强,就可以被称为旗舰模型;现在如果编码和Agent能力不够强,哪怕在其他领域表现不错,也很难在市场上与Claude和GPT竞争。Google拥有其他两家公司不具备的优势,包括Android、Chrome、Google Search、Gmail、Google Drive、Google Cloud,以及完整的开发工具和办公生态。Gemini 3.5 Flash已经进入Gemini、搜索、AI Studio、Android Studio和Antigravity,如果Gemini 3.5 Pro在编码和长任务能力上能够真正达到预期,Google就有机会形成第三种完整的AI工作流。

当然,Google过去的问题从来不是缺少技术,而是如何把技术变成一个真正好用的产品。

所以我期待的,不只是Gemini 3.5 Pro能够在排行榜上超过Claude或者GPT,而是Google能不能把模型能力、开发工具、搜索和办公生态真正连接起来,做出一个让用户愿意每天使用的产品。

九、最强的模型,不一定能赢

Claude Code仍然是我认为代码质量最好的AI Coding工具之一,在处理复杂问题时,它的能力确实值得信任。Codex在部分任务上的能力可能比Claude差一点,但差距已经没有大到足以抵消它在速度、稳定性和额度上的优势。

对于普通应用开发来说,一个能力达到90分、随时可以使用、运行速度很快的工具,往往比一个能力达到95分、但速度慢、额度少的工具更加实用。

用户并不需要模型在每一个任务上都证明自己是世界第一。

更多时候,我们只是希望它能够及时出现,听懂需求,把事情做好,出现问题以后继续修复,而且明天还能够接着使用。

Claude像一个聪明、高冷、偶尔让人惊艳的天才,Codex则像一个务实、稳定、愿意一直干活的同事。天才当然令人向往,但在真实的工作中,我们可能更需要一个每天都能来上班的人。

随着OpenAI、Anthropic和Google之间的竞争继续加剧,模型能力还会不断提高,价格会继续下降,额度也会逐渐增加。未来AI Coding的竞争,已经不只是看谁拥有最聪明的模型,而是看谁能够提供一套真正稳定、高效、可持续使用的产品。

最强的模型定义了能力的上限,最好用的产品,才有可能赢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