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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最终会增加就业?扎克伯格赌的是Invention跑赢Automation

8月10日,Mark Zuckerberg发表长文《The Future is for Everyone》,试图解释Meta为什么要做“个人超级智能”,以及他眼中的AI未来应该是什么样。其中有一句话最值得单独讨论:“Invention, not automation, will be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superintelligence.”——超级智能最大的贡献,不是自动化,而是发明。

这句话和过去两三年关于AI就业的主流叙事很不一样。我们最常问的是:AI还能替代多少工作?程序员、客服、律师,哪些岗位会先消失?Zuckerberg却把问题换了一个方向:如果AI不仅能把现有事情做得更便宜,还能让更多人做以前根本做不了的事情,那么AI最终带来的工作,可能反而比它消灭的更多。

这个判断远没有被证明。但它提醒了一件事:讨论AI与就业,只看Automation,可能从一开始就少算了半本账。

一、同样是提高生产率,Automation和Invention不是一回事

假设以前开发一款软件,需要10个人一年,现在有了AI,只需要3个人三个月。如果市场需要的软件数量不变,程序员需求会下降。这也是今天企业采用AI最容易看到的价值——同样的事情,用更少的人、更短的时间完成。

但还有另一种可能。过去需要10个人一年的产品,成本太高,大量需求根本没人满足。现在3个人甚至1个人就能做,原本“不值得开发”的软件开始有人开发,原本不可能成立的小生意开始成立,原本没有能力把想法变成产品的人,也能进入市场。

前一种是Automation,后一种更接近Zuckerberg所说的Empowerment和Invention。它们都提高生产率,却可能产生不同的就业结果:Automation是在既有经济活动里减少劳动投入,Invention则可能扩大经济活动本身。Zuckerberg因此预测,未来公司的平均规模可能变小,但公司数量会增加,小团队配合个人超级智能,也能经营过去只有大团队才能做的业务。

真正决定就业结果的,不是单看一家公司的员工从100人减少到50人,而是生产率提高之后,市场上会不会因此出现更多公司、更多产品和更多新的需求。

二、经济学真正关心的,本来就是两股力量谁更快

Zuckerberg的说法听起来像硅谷式的技术乐观主义,但背后的机制并不新。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MIT教授Daron Acemoglu,与长期研究技术进步、劳动市场和经济增长的耶鲁大学经济学副教授Pascual Restrepo,研究自动化时,把技术对劳动需求的影响拆成两股力量:自动化把原本由人完成的任务交给机器,产生“位移效应”;新的任务出现,又会把劳动重新带回生产过程,即“reinstatement effect”。自动化减少某些任务中的劳动需求,新任务则可能抵消这种影响。

历史上,“新工作”也确实不是小变量。David Autor等人研究美国1940年至2018年的职业变化,发现2018年大约60%的就业位于1940年还不存在的职业名称中。

但这个数字不能被理解成“AI也一定会创造更多工作”。它只能证明,经济中的工作不是一个固定集合。但AI开始直接进入大量认知任务,而且扩散速度可能更快。

因此真正的问题变成了:新任务产生的速度,能不能赶上旧任务被自动化的速度?

三、现在的数据,恰恰说明两件事正在同时发生

至少到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AI已经造成美国整体就业大幅下降。斯坦福SIEPR在2026年7月汇总研究后认为,AI目前对总就业的影响仍较小,高AI暴露职业也没有显著更快的整体失业上升。

更值得警惕的是年轻人。Anthropic今年3月利用美国劳动力数据研究发现,22至25岁的年轻劳动者进入高AI暴露职业的新工作获得率,相比2022年下降约14%,虽然统计显著性只在边缘水平,研究者也提醒存在其他解释。AI对就业最早的影响,可能不是突然大规模裁员,而是一些原本留给初级员工的工作开始不再招聘。

与此同时,AI又确实在扩大人的能力。Anthropic今年6月对约9700名活跃Claude用户的调查中,86%的人认为AI提高了工作速度,82%认为扩大了自己能够完成的工作范围,69%认为提高了质量,57%认为AI提高了自己技能的市场价值。这个样本偏向AI重度用户,不能代表整个社会,但至少说明“能力增强”并非纯理论假设。

同一种AI也可以同时产生两种结果:Coding Agent可以让一家成熟公司少招几名初级程序员,也可以让一个过去没有资金组建技术团队的人独立做出产品。前者很容易统计,后者往往要几年以后,我们才知道多出了多少公司、产品和劳动需求。

四、Zuckerberg最乐观的地方,也恰恰最值得怀疑

Zuckerberg认为,只要AI能够帮助人类发明足够有价值的新东西,有限的算力最终会更多流向Invention,而不是单纯拿来替代现有工作。他因此预测,个人超级智能会带来更多创业、更小的公司,以及长期更多的就业。

但现实中的商业激励未必如此。对企业来说,Automation的ROI太容易计算了:部署AI客服以后减少多少人,使用Coding Agent以后一个团队能否从20人变成10人,都可以直接进入下一年的预算。Invention完全不同。让1000名员工都有AI,也许有人会创造一个十亿美元业务,但什么时候发生、概率多大,很难进入传统财务模型。

所以两股力量从一开始就不是公平比赛。Automation有清晰、快速、可量化的短期回报,Invention拥有更大的长期空间,却伴随更高的不确定性。Acemoglu、Autor等人在今年关于“Pro-Worker AI”的研究中也提出类似担忧:企业激励、技术路径和制度选择,都可能让AI过度偏向自动化,而不是创造新任务和增强人的能力。

所以,我不认为可以从Zuckerberg的文章直接得出“AI最终一定增加就业”。更准确的说法是:AI完全可能创造足够多的新需求来抵消自动化,但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现实中的企业和AI产业会不会把足够多资源投入这条路。

过去两年,我们太习惯用“替代率”理解AI了。一个模型可以完成程序员多少比例的工作,一个Agent可以独立运行多久,一家公司用了AI以后能够减少多少人,这些指标当然重要,但都只是在测量Automation。

五、真正值得问的,不是AI还能替代多少人

如果AI最终真的增加就业,不会是因为它停止替代人,而是因为它让社会出现了更多值得做的事情。当开发一个产品、成立一家公司、完成一项研究、满足一个极小众需求的成本不断下降,过去因为太贵、太慢而没有发生的经济活动,才可能真正出现。

所以未来完全可能出现一种看起来矛盾的局面:每家公司需要的人越来越少,但公司越来越多;大量今天熟悉的初级任务消失,同时出现一批今天还叫不出名字的新工作;AI承担越来越多具体执行,人却因此开始做过去没有能力做的事情。

Zuckerberg相信Invention最终会跑赢Automation。我现在还没有这么乐观,但我越来越觉得,这才是AI就业问题真正该观察的指标。

我们一直在问,AI什么时候能够做完我们的工作。也许更重要的问题是:当它真的可以做完以后,我们能不能足够快地创造出更多以前根本没有人做过、但值得去做的事情。

1273名前沿AI公司员工突然联名,他们到底在担心什么?

过去几年,几乎每一家前沿AI公司都在同时讲两件事。一方面,它们不断发布更强的模型,投入更多算力,争夺用户、开发者和企业客户;另一方面,它们又不断提醒外界,越来越强的AI可能带来网络攻击、生物安全、就业冲击,甚至人类无法控制的风险。

这两件事放在一起,多少显得有些矛盾。一家公司一边把油门踩到底,一边告诉所有人前方可能有危险,很容易被理解为一种商业策略:既要抢占技术和市场的领先位置,又要把自己塑造成最了解风险、最有资格制定规则的人。

但最近出现的“Pacing the Frontier”声明,还是值得认真看一下。

截至7月30日,来自OpenAI、Anthropic、Google DeepMind、Meta等前沿AI公司的1273名员工签署了这份声明,其中包括OpenAI首席科学家Jakub Pachocki、Anthropic CEO Dario Amodei、Meta AI首席科学家Shengjia Zhao,以及Google DeepMind联合创始人Shane Legg等人。签署行为代表个人立场,并不等于相关公司的正式决定,但OpenAI和Anthropic随后也公开认可了这份声明所讨论的问题。

Pacing the Frontier

声明的内容并不长,也没有要求立即暂停AI研发。它真正提出的诉求,是希望美国政府支持一项国际行动,提前开发必要的技术和治理工具,让人类在有需要的时候,可以有意识地调节自动化AI研发的速度。

这份声明中最值得注意的,其实不是AI可能失控,而是它承认了一件过去很少被前沿AI公司公开说得如此直白的事情:每一家公司和每一个国家,都承受着巨大的竞争压力,没有谁敢单方面放慢速度。

这可能才是当前AI发展中最现实的风险。

一、他们担心的,不只是下一代模型更强

“Pacing the Frontier”讨论的重点,不是ChatGPT、Claude或者Gemini下一次更新会提高多少分,也不是模型能不能写出更完整的代码,而是AI是否即将具备自动化AI研究的能力。

现在的AI已经可以帮助研究人员写代码、查阅论文、分析实验数据、寻找程序错误,但整个研发过程仍然主要由人来决定。人类研究人员提出方向、设计实验、组织训练、判断结果,再决定下一步应该做什么。

如果未来的AI不仅能够执行这些工作,还可以独立提出研究假设、设计实验、修改训练方法、分析失败原因,并根据结果继续改进下一代模型,AI研发的速度就可能发生完全不同的变化。更强的AI帮助开发更强的AI,新模型又进一步提高研发效率,最终形成一个不断加速的反馈循环。

没有人能够准确判断这个过程会以怎样的速度发生,甚至不能确定它一定会发生。声明本身对此也保持了克制,只是说世界领先的AI公司认为,它们“可能已经接近”自动化AI研究,而这种自动化究竟会把AI进步加速多少,目前很难预测。

问题正在这里。假如AI能力仍然按照现在的节奏发展,人类社会至少还有时间适应。政府可以制定规则,企业可以改造业务,学校可以调整教育内容,安全研究人员也可以慢慢寻找模型的问题。但如果研发周期突然从几年缩短到几个月,再从几个月缩短到几周,社会理解和管理技术的速度就可能跟不上技术本身。

这并不意味着AI一定会突然产生意识,或者某一天自行接管人类社会。更加现实的情况是,新的能力不断出现,但人类来不及验证它们是否安全,也来不及建立相应的监督制度。在旧问题尚未解决之前,下一代更强的系统已经开始训练和部署。

二、没有一家AI公司敢自己慢下来

如果所有前沿AI公司都已经意识到这种风险,最直接的办法似乎很简单:大家把研发速度放慢一点,留出更多时间研究安全问题。

但现实并不是这样运转的。

对于OpenAI、Anthropic、Google和Meta来说,模型能力不只是一个科研指标,它还关系到企业客户、订阅收入、云计算业务、开发者生态、资本估值和人才流动。一家公司推迟几个月发布新模型,竞争对手不会因此一起等待。它获得的可能不是更多安全时间,而是用户流失、收入下降,以及技术领先地位的丧失。

国家之间也是如此。AI已经被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视为影响经济、军事、科研和产业竞争力的基础技术。即使一个国家认为AI发展过快可能带来风险,也很难在无法确认其他国家是否会同时减速的情况下,主动限制自己的企业和研究机构。

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典型的集体行动困境:几乎所有参与者都知道继续加速可能存在危险,但每一个参与者又都认为,自己不能成为唯一放慢速度的人。最后的结果,是所有人只能继续向前。

过去几年,AI公司发布了许多安全框架,建立了红队测试、能力评估和模型发布标准,这些工作当然有价值。但它们始终存在一个隐含前提:安全措施不能严重影响公司的竞争力。一旦安全要求与产品发布时间、市场份额和融资预期发生直接冲突,自我约束究竟能够坚持到什么程度,很难只依赖公司的承诺。

所以,“Pacing the Frontier”才没有要求某一家公司率先暂停,而是把问题交给了政府和国际协调机制。因为签署者显然已经认识到,仅靠企业自愿,很难解决一个由竞争本身造成的问题。

三、真正失去控制的,可能是竞赛机制

我们通常说AI失控,想到的是一个拥有自主目标的超级智能系统。它拒绝人类命令,突破技术限制,开始按照自己的方式采取行动。

但在这样的系统真正出现之前,另一种失控可能已经发生了。

所谓控制,并不只是人类能不能关闭一台服务器,也包括我们能不能决定技术应该以什么速度发展。当所有参与者都知道速度过快可能有风险,却没有任何一个参与者能够主动改变整体节奏时,这场竞赛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惯性。

今天的AI发展,表面上是由OpenAI、Anthropic、Google、Meta等公司推动的,但这些公司同样被资本、市场和国家竞争推动着。CEO可以决定某个模型具体在哪一天发布,却很难决定公司在未来两年不再追求更强的模型。因为一旦它停下来,竞争对手就会占据它留下的位置。

每家公司都在做自己的理性选择,最终却可能形成一个所有人都无法接受的结果。这个问题并不神秘,在金融、军备、环境和互联网平台竞争中都曾经出现过。不同之处只在于,AI能力可能提高得更快,影响的范围也更广,而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确定应该在什么情况下减速。

从这个角度看,AI真正失控的,可能首先不是模型,而是围绕模型形成的商业和国家竞赛。模型还在数据中心里接受人类指令,但决定它发展速度的机制,已经不完全服从任何一个人的意志。

四、“Pacing”不是停止,而是保留争取时间的能力

“Pacing the Frontier”容易被理解为要求停止AI发展,但这并不是声明提出的主张。

它没有要求立即暂停模型训练,没有设定半年或一年的期限,也没有反对AI商业化和普通应用。它提出的是一种更有限的能力:当自动化AI研发开始显著加速,或者某些危险能力突然出现时,产业、政府和社会应该能够争取时间,用来分析风险、加强安全措施和建立监督机制。

这与永远停止技术进步是两回事。

一辆汽车不能只有油门,也需要刹车。刹车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汽车不应该向前,而是驾驶者需要保留调整速度的能力。真正危险的情况,不是汽车开得快,而是驾驶者发现前方出现障碍时,才意识到车上从来没有安装刹车。

现在的问题是,AI行业还没有这样的机制。

我们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指标判断自动化AI研究已经出现,也不知道哪些能力达到什么程度后需要减速。即使一家实验室发现了风险,又应该如何通知其他公司,怎样确认竞争对手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如何避免有人表面暂停、实际继续研发,这些都缺少可执行的答案。

声明要求建设的技术和治理工具,理论上就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更可靠的能力评估、前沿模型监测、跨公司信息共享、触发减速的标准,以及国际之间的验证机制。OpenAI回应称,未来AI研发加速到一定程度后,世界可能确实需要调节AI进步的速度;Anthropic也表示,其关于递归式自我改进的研究显示,社会需要提前准备相关工具。

因此,这份声明更像是在提醒政府:不要等到风险真正发生以后,才开始讨论如何争取时间。

五、真正困难的问题,是谁有权踩下刹车

我认同人类应该保留让AI减速的能力,但这并不意味着“Pacing the Frontier”已经解决了问题。相反,它只是把最困难的问题提了出来,却没有给出答案。

首先,谁来定义什么是前沿AI?

如果按照训练算力划分,大公司最容易被纳入监管,但一些使用更高效方法训练的模型可能被遗漏;如果按照模型能力划分,又需要一套稳定、可信而且无法被针对性优化的评估标准。今天的模型在不同任务上的能力并不均衡,很难用一个分数决定它是否已经危险。

其次,谁来决定什么时候需要减速?

这个决定不可能只交给AI公司。企业既是风险信息的主要掌握者,也是监管规则的直接利益相关者。它们当然最了解模型,但也有动机夸大某些竞争对手的风险,或者把只有自己能够承担的合规成本变成行业门槛。

如果未来的前沿AI研发需要复杂的许可证、安全团队、独立评估和高额合规成本,OpenAI、Google和Meta可能仍然有能力继续训练模型,规模较小的公司、大学和开放模型团队却可能被挡在门外。最终,一套以安全名义建立的制度,反而帮助今天的领先者把技术优势固定下来。

这并不是说这些签署者的动机一定是维护垄断。1273名员工来自不同公司,许多人的担忧显然是真实的,而且他们的签名只代表个人观点。问题在于,任何治理方案都会重新分配技术和市场权力,不能因为它使用了“安全”这个正确的理由,就不再讨论谁从中受益。

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声明请求美国政府支持国际行动,但美国推动的“国际规则”,很难完全脱离美国自身的产业和国家利益。如果治理工具最终主要限制美国以外的企业,或者被转化为芯片、算力和模型能力的出口管制,那么它就不只是AI安全机制,也会成为技术竞争的工具。

人类需要刹车,但刹车不能只掌握在领跑者手中。否则,决定AI发展速度的权力,可能从市场竞争转移到少数公司与政府组成的封闭体系里,普通企业、开发者和社会公众仍然没有真正的参与权。

六、AI不能只有加速这一个选项

我一直认为,AI真正重要的价值,不是生成更多营销文案、替代更多初级工作,而是帮助人类解决过去无法解决的科学问题,包括疾病治疗、新药研发、能源、材料和气候变化。

从这个角度看,我并不赞成因为不确定的风险,就让AI停止发展。技术进步本身不是问题,缺少选择才是问题。

今天的AI竞赛有一种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更强的模型、更大的算力、更快的发布速度,似乎天然就是正确方向。公司担心落后于竞争对手,国家担心失去战略优势,投资者又要求更快看到回报,所有力量最终都指向同一个选择——继续加速。

但一个真正成熟的技术治理体系,不应该只有这一个选项。

我们应该能够在AI帮助人类解决科学和医疗问题时加速投入,也应该能够在某种能力突然跨过风险边界时停下来观察;可以鼓励企业竞争,也要让不同企业在发现共同风险时拥有协调的机制;可以利用前沿公司的技术能力制定规则,但不能把规则完全交给这些公司自己决定。

“Pacing the Frontier”最重要的意义,并不是1273名AI从业者预测了一个一定会到来的灾难,而是他们从这场竞赛内部承认,单靠任何一家公司都无法解决速度问题。

当所有人都想慢一点,却没有人敢先慢下来时,风险已经不只是来自技术本身。

真正值得警惕的,也许不是某一天AI突然拒绝人类控制,而是在人类仍然控制着每一台机器的时候,我们已经失去了控制整个方向和速度的能力。